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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五年，北京大學成立東方文學系，從預科辦起。周作人擔任籌備主任，共同任教的有張鳳舉、徐祖正，三人以後結為“駱駝社”。周作人又應沈尹默之邀，在孔德學校教中學十年級國文課。他的譯作集《陀螺》476和隨筆集《雨天的書》，分別列入“新潮社文藝叢書”之七與十，於九月和十二月由北京新潮社出版。它們展現了周作人宣佈“文學小店”關門之後不同既往的面貌。《陀螺》收錄的是希臘、日本和其他國家的詩歌小品，除直接譯自古希臘文和日文者外，均據英文、日文和世界語轉譯477。雖然只有一小部分是在《點滴》和《現代小說譯叢》之後譯出，相比之下，卻頗能看出“以前我似乎多喜歡那邊所隱現的主義，現在所愛的乃是在那藝術與生活自身罷了”。譯者的態度——不是對待翻譯，他所取的仍為“直譯”之法；而是對待文學的態度——多有變化，即如其所說：“這一冊小集子實在是我的一種玩意兒，所以這名字很是適合。我本來不是詩人，亦非文士，文字塗寫，全是遊戲，——或者更好說是玩耍。”周作人的翻譯歷程，《域外小說集》前後各是一段落，《陀螺》起又是一段落，多少回到最初那種“覺得很有趣味”的路數去了。

《雨天的書》所收，主要是“自己的園地”、“綠洲”兩個專欄之後的隨筆作品。作者的趣味、思想，在這本書中得到充分體現。序言有云：“我原來乃是道德家，雖然我竭力想擺脫一切的家數，如什麼文學家批評家，更不必說道學家。我平素最討厭的是道學家，（或照新式稱為法利賽人，）豈知這正因為自己是一個道德家的緣故；我想破壞他們的偽道德不道德的道德，其實卻同時非意識地想建設起自己所信的新的道德來。”“我的浙東人的氣質終於沒有脫去。……我從小知道‘病從口入禍從口出’的古訓，後來又想溷跡於紳士淑女之林，更努力學為周慎，無如舊性難移，燕尾之服終不能掩羊腳，檢閱舊作，滿口柴胡，殊少敦厚溫和之氣；嗚呼，我其終為‘師爺派’矣乎？”如前所述，他強調的不過是自己的某一方面罷了。

周作人傳 第五章 一九二三（10）

三

《〈語絲〉發刊辭》所云“對於一切專制與卑劣之反抗”，要到幾個月後，才有教育總長章士釗，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楊蔭瑜與北京大學教授、《現代評論》撰稿人陳源成為靶子；而且在周作人眼中，恰恰分別代表“專制”和“卑劣”。不過他說：“‘那隻大蟲’在北京教育界跳踉的時候，我個人在日報上曾發表好些評論，但覺得這班東西太無人氣，在《語絲》上不曾提到佢們，……”478雖然通稱“語絲派”，至少周作人相當一段時間內選擇《京報副刊》為直接“反抗”的陣地，發表在《語絲》上的文章則更側重於文化批評。此外他還和張鳳舉、徐祖正合辦一份純文藝的刊物《駱駝》，於一九二六年七月面世，但僅出版一期，未見賡續。

一九二二年九月，周作人重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兼課。一九二四年五月，###將該校改為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女師大學生的“驅楊運動”，肇始於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周作人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日記雲：“下午女師舊生田、羅二女士來訪，為女師大事也。”是他首次牽涉其中：“她們說是中立派，來為學校求解決，只要換掉校長，風潮便自平息。那時是馬夷初以###次長代理部務，我當晚就打電話到馬次長的家裡轉達此意，馬次長說這事好辦，校長可以撤換，但學生不能指定後任為誰，如一定要易培基，便難以辦到。這事我不知底細，不能負責回答，就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