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而以制定考課之法為先，恐怕不足以區分賢能和愚昧，顯示出明暗之理。”於是，久議不決，此事竟沒有實行。

臣光曰：為治之要，莫先於用人，而知人之道，聖賢所難也。是故求之於譭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渾淆；考之於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要之，其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矣。為人上者至公至明，則群下之能否焯然形於目中，無所復逃矣。苟為不公不明，則考課之法，適足為曲私欺罔之資也。

臣司馬光曰：治理國家的關鍵，沒有比用人更重要的了；然而識別人才的辦法，連聖賢也感到困難。所以只好求助於輿論的毀謗或讚譽，於是個人愛憎爭相摻雜進來，使善良和邪惡混淆；用檔案進行考核，於是巧詐橫生，真假不明。總之，識別人才的根本在於主上的至公至明而已。居上位的人至公至明，那麼屬下有能無能就會清清楚楚地反映在眼中，無所遁形。如果不公不明，那麼考績之法，恰好能夠成為徇私、欺騙的憑藉。

何以言之？公明者，心也，功狀者，跡也。已之心不能治，而以考人之跡，不亦難乎！為人上者，誠能不以親疏貴賤異其心，喜怒好惡亂其志，欲知治經之士，則視其記覽博治，講論精通，斯為善治經矣；欲知治獄之士，則視其倉庫盈實，百姓富給，斯為善治財矣；欲知治兵之士，則視其戰勝攻取，敵人畏服，斯為善治兵矣。至於百官，莫不皆然。雖詢謀於人而決之在己，雖考求於跡而察之在心，研核其實而斟酌其宜，至精至微，不可以口述，不可以書傳也，安得豫為之法而悉委有司哉！

為什麼這樣說呢？所謂至公至明，是要出自內心，所謂檔案，反映的是外在表現。自己的內心都不能理正，而要去考察別人的表現，不也很難嗎？居上位的人，如果真能做到不以親疏貴賤改變心思，不因喜怒好惡改變意志，那麼，想要了解誰是擅長經學的人，只要看他博學強記，講解精闢通達，那他就是飽學之士了；想要了解誰是執法人才，只要看他斷案窮盡真相，不使人含冤受屈，那他就是善於理財了；想要了解治軍的將領，只要看他戰必勝、攻必取，能使敵人畏服，那他就是善於治軍了。至於文武百官，莫不如此。雖然要聽取別人的意見，但決斷在於自己；雖然考核要看實際表現，但審察卻在自己內心。探討實情而斟酌是否適宜，最為精密最為細微，不可以口述，也不可以筆錄，怎麼可以預先定出法規而全部委派給有關部門辦理呢？

或者親貴雖不能而任職，疏賤雖賢才而見遺；所喜所好者敗官而不去，所怒所惡者有功而不錄；詢謀於人，則譭譽相半而不能決，考求其跡，則文具實亡而不能察。雖復為之善法，繁其條目，謹其簿書，安能得其真哉！

有的人因是皇親顯貴，雖然無能但仍被任官授職；有的人因為關係疏遠出身卑賤，雖然有德有才但仍被排斥。當權者所喜歡的人即使失職也不被罷免，所惱怒厭惡的人即使有功也不被錄用。向人諮詢，譭譽各半而不能決斷；考核事蹟，文書具備內容空洞而不能覺察。即使制定了再好的考核辦法，增加考核條目，完備檔案文簿，又怎麼能得到真實情況呢？

或曰：人君之治，大者天下，小者一國，內外之官以千萬數，考察黜陟，安得不委有司而獨任其事哉？曰：非謂其然也。凡為人上者，不特人君而已；太守居一郡之上，刺史居一州之上，九卿居屬官之上，三公居百執事之上，皆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在下之人，為人君者亦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公卿太守，奚煩勞之有哉！

有人說：君主的治理，大到天下，小到封國，裡裡外外的官吏成千上萬，要一一考察任免，怎麼能不委派給有關部門而獨自承擔呢？回答是：當然不是這個意思。居上位的人，不只是君王而已；太守居於一郡之上，三公居於百官之上，如果各級都用這個辦法考察任免自己的下屬，君王也用這個辦法考察任免三公、九卿、郡守，還會有什麼煩勞呢？

或曰：考績之法，唐、虞所為，京房、劉邵述而修之耳，烏中廢哉？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專，其立法也寬，其責成也遠。是故鯀之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後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四既宅，然後賞其功；非若京房、劉邵之法，校其米鹽之課，責其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不可不察也。考績非可行於唐、虞而不可行於漢、魏，由京房、劉邵不得其本而奔趨其末故也。

有人說：考績之法，是唐堯、虞舜所制定，京房、劉邵不過是加以陳述及修訂罷了，怎麼可以廢除呢？回答是：唐堯、虞舜的官吏，任職時間長，所擔職責專，設立法規寬，完成期限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