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下詔讓百官討論。

司隸校尉崔林曰：“按《周官》考課，其文備矣。自康王以下，遂以陵夷，此即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豈在乎佐史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增減無常，固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眾毛不整，振其領，皋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遠。若大臣能任其職，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烏要考課！”

司隸校尉崔林說：“《周官》考課之法，條例已十分完備了。從周康王以後，就逐漸廢馳，這就說明考課之法能否保持完全看人的掌握。到漢代末年，失誤豈止在於佐吏的職責不詳密！如今軍隊或聚或散，減增無常，本來就很難統一標準。況且萬目不張，就要拉住它的綱繩；裘毛不整，就要抖動它的衣領。皋陶在虞舜的手下做事，伊尹在商王朝供職，邪惡的人自會遠離。如果大臣們能盡到他的職責，成為百官效法的榜樣，那麼誰敢不恭恭敬敬地盡職盡責，難道在於考核嗎？”

黃門侍郎杜恕曰：“明試以功，三載考績，誠帝王之盛制也。然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為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云為，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為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闢公府，為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為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為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被闕，無善不紀，無過不瘵。且天下至大，萬機至眾，誠非一明所能遍照；故君為元首，臣作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支，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辦課可以致雍熙者哉！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課，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

黃門侍郎杜恕說：“公開考核官員的能力，三年進行一次考績，確實是帝王最完善的制度。然而經過六個朝代，考績辦法沒有明著於世，經過七位聖人，考核條例也沒能流傳下來，我的確認為這是由於考核的原則可以粗略地依據，詳細規定很難一一列舉的緣故。俗語說：‘世上有惡人，沒有惡法。’如果法制是萬能的，那麼唐堯、虞舜可以不必需要后稷、子契的輔佐，商朝、周朝也不會以伊尹、呂尚的輔助為可貴了。而今主張考績的人，陳述了周朝、漢朝的所說所為，輟敘了漢代京房考功課吏的本義，可以說是使考課的要旨更加顯明瞭。盼望用這種辦法崇尚謙恭推讓的世風，振興美好的治績，我認為還不是盡善盡美。打算讓州、郡舉行任官考試，必須經由四科，都有實際成效，然後保舉，經官府考試徵用，任不地方官吏，根據功績補升為郡守，或者增加祿秩，賜予爵位，這最是考核官吏的當務之急。我認為被任職的官員應當使他們的身分顯貴，採用他們的建議，命他們都分別制定州郡官吏考核辦法，切實施行，確立可信的必賞制度、可行的必罰制度。至於三公九卿及內職大臣，也應當都就他們的職務進行考核。古代的三公，坐在君王身旁討論治國大道，內職大臣，時時彌補君王的疏忽和錯誤，再小的善行也要記載，再小的過失也要糾舉。況且天下如此之大，大事如此之多，絕非一盞明燈就能照亮每個角落，所以君王好比是頭腦，大臣好比是四肢，必須明白同屬一體、互相依賴才能成事的道理。所以古人說廊廟所以需的木材，絕非一根木頭就能支撐，帝王的宏大事業，絕非只靠一個臣僚的謀略。由此看來，怎麼可能只靠大臣守職盡責辦理課試，就可以使天下太平和樂呢？如果容身保位沒有被放逐罷官之罪，而為國盡節，也處在被懷疑的形勢中，公道沒有樹立起來，私下議論卻成為風氣，這樣即使是孔子來主持考核，恐怕也不能發揮一點點才能，何況世俗的普通人呢？”

司空掾北地傅嘏曰：“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責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未舉而造制末程，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議久之不決，事竟不行。

司空掾北地人傅嘏說：“設定官吏分擔職責，管理百姓，是治國的根本。依照官職考察官員的實際工作，依照規章進行督促檢查，是治國的細微末節。大綱不舉而抓細小之事，不重視國家大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