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魏王曹操上表給皇帝，推薦孫權為票騎將軍，授予符節，兼任荊州牧，封為南昌侯。孫權派校尉梁寓入朝進貢，又將被俘虜的朱光等人送還，上書向曹操稱臣，勸曹操順應天命，即位稱帝。曹操把孫權的信給大家看，說：“這小子要把我放在爐火上烤嗎！”侍中陳群等人都說：“漢朝的統治已經結束，並非只是今日。殿下您的功德，如同高山一樣巍峨，天下人都寄希望於您，所以孫權在遠方向您稱臣。這是天意在人間的反應，所以異口同聲，殿下應該正式登基稱帝，還有什麼可猶豫的！”曹操說：“如果上天要我做皇帝，我還是當週文王吧。”

臣光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遭漢中衰，群雄麋沸，奮起布衣，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修明禮樂，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繼以孝明、孝章，追先志，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鹹選用經明行修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經》，匈奴子弟亦遊大學，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其忠厚清修之士，豈惟取重於紳，亦見慕於眾庶；愚鄙汙穢之人，豈惟不容於朝延，亦見棄於鄉里。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賞罰無章，賄賂公行，賢愚渾淆，是非顛倒，可謂亂矣。然猶綿綿不至於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面引廷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範滂、許邵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至有觸冒斧鉞，僵仆於前，而忠義奮發，繼起於後，隨踵就戮，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哉？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當是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祚猶未可量也。不幸承陵夷頹敝之餘，重以桓、靈之昏虐，保養奸回，過於骨肉；殄滅忠良，甚於寇讎；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於是何進召戎，董卓乘釁，袁紹之徒從而構難，遂乘輿播越，宗廟丘，王室蕩覆，民塗炭，大命隕絕，不可復救。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智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為辭。以魏武之暴戾強伉，加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臣司馬光曰：教化，是國家的緊要任務，而俗吏卻不加重視；風俗，是天下的大事，而庸君卻對此疏忽。只有明智的君子，經過深思熟慮，然後才知道它們的益處之大，功效之深遠。漢光武帝逢漢朝中期衰落，群雄蜂起，天下大亂。他以一介平民，奮發起兵，繼承恢復祖先的事業，征伐四方，終日忙碌，沒有空閒，仍能夠推崇儒家經典，以賓客之禮延聘儒家學者，大力興辦學校，昌明禮樂，武功既完成，教育和感化的德政也普遍推行開了。接著是明帝、章帝，遵循先輩的遺志，親臨辟雍拜見國家奉養的三老五更，手拿經典向老師請教。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郡縣官吏，全都選用熟悉儒家經典、品行端正的人，就是虎賁衛士也都學習《孝經》，匈奴貴族的子弟們也要到國家設立的學校學習。因此，教化建立於上，風俗形成於下。忠誠、厚道、重視道德修養的人，不僅受到高官的尊重，也為百姓所仰慕；卑鄙、邪惡、下流之徒，不僅不被朝廷容納，也被鄉里鄙棄。自從夏、商、週三代滅亡之後，教化風俗之好，還沒有象東漢那樣興盛過。可是，到漢和帝以後，皇親國戚獨擅大權，奸佞小人得勢妄行，賞罰沒有標準，賄賂公行，賢良愚劣不分，是非顛倒，可以說是大亂了。然而東漢韓廷仍然能夠延續，不至於滅亡，原因在於上有公卿、大夫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等人，不惜冒犯龍顏，在朝廷上據理力爭，運用公義挽救危亂；下有身為平民的符融、郭泰、範滂、許邵之輩，以民間輿論矯正已經敗壞的社會風氣。所以，政治雖然汙濁，而風俗卻不衰敗，甚至有人甘願冒斧鉞誅殺的危險，前面的人倒下了，後面的人忠義之心更加激奮，緊緊跟隨，雖接踵被殺，仍視死如歸。這難道只是他們幾個人的忠正、賢德嗎？也是漢光武帝、明帝、章帝遺留的教化使他們如此。在那時，如果有賢明的君主發奮振作，則漢朝的皇統治仍然不可估量。不幸的是，經過傷害、衰敗之後，又加上了昏暴虐的桓帝和靈帝，保護奸佞，勝過骨肉之親；屠殺忠良，勝過對待仇敵；百官的憤怒積壓在一起，天下的不滿匯合到一處。於是何進從外地召來了軍隊，董卓乘機奪權，袁紹等人以此為藉口向朝廷發難，使得皇帝流亡，宗廟荒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