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不下廟堂而天下治也。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

太子孫登給西陵都步騭寫信，請求指教。步騭於是把當時荊州界內情況和各官吏的品行才能一一分析報告，並上書鼓勵規勸說：“我聽說君王不親臨小事，而是讓各級官吏盡忠職守，所以舜帝任用九位賢人，自己不用再操心，不出廟堂而天下便行到治理。所以賢人所在之地，能抵禦萬里之外的敵人，他們實在是國家的傑出人才，興哀的關鍵。願使太子明曉重視，深加留意，這就是天下的大幸運了！”

張還吳迎家，道病卒。臨困授子留箋曰：“自古有國有家者，鹹欲修德政以比隆重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離則有釁，巧辯緣間，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黜陟失序，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之，求賢如飢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則上無偏廖之授，下無希冀之望矣！”吳主省書，為之流涕。

張回吳郡迎接家眷，中途病死去。臨終時，將寫好的遺表交給兒子。遺表說：“自到來主持國家的人，全都打算修行德政與太平盛世相媲美。至於治理的結果，多不能實現，不是沒有忠臣賢能輔佐，而是由於主上不能剋制自己的私情，不能任用他們。人之常情都是畏懼艱難，趨就容易，喜好相同意見，厭惡不同意見，這與治國之道正好相反。古書上說，‘從善如同登山，從惡如同山崩’，是比喻為善多麼因難。君王承襲祖先累世的基業，據有至尊的自然之勢，有掌握天下八種權柄的威嚴，喜好容易受到贊同帶來的歡快，無需聽　取採納別人意見，而忠義之臣提出難以採納的方案，說出逆耳的言語，與君王不能契合，不也正當如此嗎！君王與忠臣疏遠就會出現襲痕，花言巧語之人藉機離間，君王被這點所謂有忠心搞得迷迷糊糊，迷戀於個人私恩錯愛，使得賢明和愚下混在一起，罷免和進用都失去標準，這種情形由來的原因，是私情作怪。所以聖明的君王明察此情，求訪賢能如飢似渴，接受規勸而不厭煩，抑制私情，損減私俗，出於大義割捨私恩，那麼上面沒有偏頗錯廖的任用，下面也就不抱非分之想了。”吳王讀著這封遺書，感動得流出熱淚。

＇8＇冬，十月，改平望觀曰聽訟觀。帝常言：“獄者，天下之情命也。”每　斷大獄，常詣觀臨聽之。初，魏文師李悝著《法經》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蕭何定《漢律》，益為九篇，後稍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餘篇，《決事比》九百六卷，世有增損，錯糅無常，後人各為章句，馬、鄭諸儒十有餘家，以至於魏，所當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餘言，覽者益難。帝乃詔但用鄭氏章句。尚書衛覬奏曰：“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敝，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帝從之。又詔司空陳群、散騎常侍劉邵等刪約漢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於《正律》九篇為增，於旁章科令為省矣。

＇8＇冬季，十月，魏改平望觀為聽訟觀。明帝常說：“刑獄之事，關係天下人的性命。”每次判決重要刑事案件，經常到聽訟觀臨聽。以前，魏文侯老師李悝著《法經》六篇，商鞅接受了其中的思想以輔佐秦國，蕭何制定《漢律》，增加到九篇，以後逐漸增到六十篇。又有《令》三百餘篇，《決事比》九百零六卷。世代都有增加和減光，錯雜無常。後代人又各自逐章逐句作注，有馬融、鄭玄等儒學大師十餘家，以至到了魏，能夠適用的總計有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餘言，閱讀愈加困難。明帝於是詔，只採用鄭氏注。尚書衛覬上奏說：“刑法，對於國家非常寶貴重要，但卻被人們私下議論時所輕視；監獄官吏，掌握著百姓性命，但卻被任用者所鄙屑。國家敗壞，未必不是由於這一緣故。請設定法律博士。”明帝睬納了他的意見。又下詔命司空陳群、散騎常侍劉邵等修改漢朝法規，制定《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計一百八十餘篇，雖然比蕭何《正律》九篇有所增加，但比其它附屬法令精減了。

＇9＇十一月，洛陽廟成，迎高、太、武、文四神主於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