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刀鋸，氣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兵柄不得專，恩臣、敕使迭來揮之，堂然將陳，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為偃月，一則曰必為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羊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今者誠欲調持干戈，灑掃垢汙，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為也。”

杜牧又撰寫了《戰論》一文，認為：“河北對於天下來說。就像珠寶一樣重要；而天下對河北來說，就像人的四肢一樣，相互聯絡而密不可分。河北人的風俗淳厚朴實，擅長作戰和農耕，加上那裡牧草茂盛，適合繁息戰馬，地勢平坦，便於騎兵作戰。所以，河北藩鎮只要出征作戰，往往大獲全勝；而平時農耕，則富饒無比，不必貪圖天下其他地方的物產，就可自給自足。這就像一個農家大戶，雖無珠寶，但仍然富足。國家沒有河北，就失去精良的盔甲、精銳計程車卒、鋒利的刀劍、優良的弓箭和矯健的馬匹，對於國家來說，這是第一肢，失去了兵力。國家在與河北鄰接的河東、河陽、義成、宣武、武寧、天平六個藩鎮中，屯防重兵，專門用來防遏河北藩鎮的叛亂，而不能調作它用，對於國家來說，這是第二肢，又失去了兵力。上述六個藩鎮的兵力，總計三十萬人，士卒無所作為，只待朝廷衣食供給。這樣，從淮河以北，黃河以南，東到大海，西至洛陽，民脂民膏搜刮乾淨，也才勉強供給，對於國家來說，這是第三肢，失去了財力。與此同時，國家在咸陽的西北邊防，也同樣屯守重兵，防備吐蕃的侵擾，吳、越、荊、楚等地的賦稅，全都被調往供給軍餉，對於國家來說，這是第四肢，又失去了財力。國家的四肢全被解除，僅僅留下頭和身子，難道靠這兩者還能繼續維持生命嗎？現在，如果朝廷能下決心根治五個方面的弊政，那麼，必能一次出戰而大獲全勝，安定全國，重新恢復國家業已失去的四肢。當天下太平無事的時候，宰相大臣苟且偷安，貪求私利，而士卒流離失所，兵器朽鈍。這是朝廷不重視軍事訓練的過失，也是導致官軍出征敗北的第一個原因；官軍中一百個人作戰，但領取軍餉的花名冊上卻有一千個人的姓名，無論大將小將，都公然貪汙軍餉，吃士兵的空額。為了營私舞弊，他們總是為敵人的強大而高興，而以官軍的失敗為娛樂。所以，現在軍中真正能作戰計程車卒很少，而虛耗軍餉計程車卒卻很多。這是朝廷不核實軍餉供給情況的過失，也是導致軍隊出征敗北的第二個原因；軍隊出戰稍獲小勝便虛張聲勢，向朝廷奔走相告，虛報戰功，請求厚賞。朝廷對將士有時一天之內再次頒賞，有時一月之間多次封爵。因而，官軍尚未凱旋班師，而軍將的官品已經很高，他們朝思暮想的高官厚祿和田地住宅、金銀財寶，甚至子孫的官爵都得到滿足，誰還再肯出生入死為朝廷效力！這是朝廷賞賜太濫的過失，也是軍隊出征敗北的第三條原因；軍將出徵失利後，死傷大批士卒，丟失重要的城市，但一旦逃回京城，卻僅僅貶為州刺史了事。他們在國法軍法面前，毫不在意，神色自若，不到一年半載，往往又官復原職。這是朝廷懲罰太輕的過失，也是軍隊出征敗北的第四條原因；軍隊出征時，大將不能集中兵權，朝廷出使前線的宦官和監軍卻來往指揮，有的親自率領兵馬，有的親自擂鼓督戰，有的說應當擺偃月陣，有的說應當布魚麗陣，常常爭吵不息。三軍將士不知所措，往往在徘徊慌亂的時候，被敵軍騎兵乘機衝擊，大敗而歸。這是朝廷不能集中兵權的過失，也是軍隊出征敗北的第五條原因。現在，如果朝廷想徵調兵馬洗刷過去的恥辱，但又仍然沿襲過去的這些弊政，那就如同南轅而北轍，根本不可能達到預期目的。”

又作《守論》，以為：“今之議者皆曰：夫倔強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別待之，貸以法度。於是闊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嬪之；裝緣採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殆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唱，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軒囂，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