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郊，幾為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為經。愚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

杜牧又撰寫《守論》一文，認為：“現今上奏朝廷的官員都說：‘對藩鎮驕橫跋扈的武夫悍將，朝廷應當用精兵良將威懾他們，高官厚祿奉養他們，使他們既安心而不敢犯法，既有行動自由而不致於拘謹。就像馴養虎狼一樣，只要不違背它們的天性，就不會咆哮傷人。這是代宗大曆和德宗貞元年間朝廷安撫藩鎮，保持國家穩定的基本方針。因此，又何必一定要透過戰爭來解決問題，使百姓受盡煎熬而後快呢！’我認為，大曆、貞元年間，朝廷正是由於奉行這種方針而深受其害。當時，凡是管轄幾十個城池，擁有幾千個士卒的節將大吏，朝廷就對他們另眼相看，甚至不惜枉法而加以寬容。於是，這些人自命不凡，口出大言，培植私黨而自成體系，違法亂紀而妄自稱尊。天子顧忌自己的尊嚴，視而不問，有關部門為了保持安寧，也不加斥責，反而把高官厚祿無功授予他們。他們不主動來朝參拜皇上，朝廷反而賜給几杖，加以安慰。尤其是對長期割據的河北三鎮，不加討伐，反而把公主嫁給他們的子孫，嫁妝竭盡豪華，無所不備。朝廷對藩鎮節將如此姑息遷就，所以，他們的領地日益廣大，兵力日益強盛，專橫跋扈日益嚴重，驕奢淫逸日益滋長，國家的土地和爵位、法制幾乎都被他們分割破壞，但他們仍然貪心不足，認為沒有達到目的。於是，公然超越自己應有的名份，李希烈、朱先後稱帝，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相繼稱王。隨後，互相結盟而獨立，對朝廷毫無懼色，出兵四處侵掠以滿足他們的貪慾。這樣，由成德、魏博、幽州、淄青首先發難，宣武、淮西、浙西、西川隨而響應叛亂，其餘混水摸魚，喧囂鑽營，企圖效法的藩鎮節將，處處都是。幸好憲宗勵精圖治，重用德才兼備的將相大臣，廢寢忘食，朝夕商議平叛大計，所以能夠誅除首惡，降服隨從。不然的話，京城長安到東都洛陽一帶，幾乎也要遭到掠奪！人從生下來的一開始就有慾望，慾望得不到滿足就會惱怒，惱怒則戰亂紛爭隨之而來。所以，家庭必須有教育和懲罰，國家必須有法律和刑罰，天子治理國家，就應當征伐天下。這些措施和手段，都是為了制裁人類的慾望，阻止戰亂紛爭而產生的。然而，大曆、貞元年間，朝廷完全背離了這些原則，幻想用朝廷有限的官爵去滿足藩鎮無限的慾望，遏止戰亂紛爭，結果，反受其害，幾乎遭到滅頂之災。現在，朝廷中一些人不僅不對此進行抨擊，反而奉若經典。我認為這樣下去，恐怕割據跋扈的藩鎮就不僅僅限於河北了。鳴呼！朝廷在大曆、貞元年間對藩鎮姑息遷就的治國方針，應當永遠引以為戒！”

又注《孫子》，為之序，以為：“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為二道曰文、武，離而俱行，因使縉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為粗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為甚！《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歷觀自古，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蹤者人也，獲兔者犬也’，此其是也。彼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勿居其位可也！’”

杜牧又給《孫子》一書作註釋，並撰寫了序言，認為：“軍隊就是刑法，刑法也就是治理國家的主要手段。在孔夫子的弟子中，只有仲由和冉有真正理解他的這種思想。但是，不知道從什麼時候，從什麼人開始，把這本來同一的事物區分為文、武兩個方面。於是，二者截然分離，並行不悖。文官不敢再談論軍事，甚至以談論軍事為恥，如果有人談論，大家則把他視為粗人，不願再和他接近。嗚呼！現今朝廷最大的弊端，莫過於此！《禮記》中說：‘敵人包圍都城，在四郊紮營結寨，這是卿大夫的恥辱。’古往今來，凡是建立一個國家，滅亡一個國家，沒有不依仗軍隊而成功的。指揮軍隊的人，必須具備高度的智慧、優秀的品德、傑出的才能，並且博聞強識，才能在戰爭中運用自如，有所建樹。所以，有關軍事問題，首先應當在朝廷充分討論，決定戰略方針，然後再命將帥出征執行。這就像漢高祖說的那樣‘牽狗的是人，而捉兔的是狗’。現在，有些宰相說：‘軍事不關我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