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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又為府兵制的廢除而感傷，於是，撰寫《原十六衛》，認為：“國家在建國初沿襲隋朝的府兵制度，建置十六衛，統帥府兵。但就現今的制度而言，設官任職卻毫無意義，不正是十六衛嗎！就府兵制的本來意義說，其實，它是國家的安身立命之本。貞觀年間，唐太宗在朝廷設定十六衛，用來蓄養武將；各地設定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個，用來訓練儲備士卒。邊防發生戰爭，則武將統兵出征；天下太平無事，則武將交出兵權，列居朝廷。武將列居朝廷時，國家授予他們的俸祿和官爵足以奉養家眷，他們統帥的兵馬也就散歸各折衝、果毅府。折衝、果毅府分為三等，上等不超過一千二百人，春、夏、秋三季士卒從事農耕，冬季進行訓練。這樣，士卒的兵籍由折衝、果毅府掌管，平時散居於農田之間，力量分散，必然人人珍重自愛。這時，即使讓蚩尤當統帥，也不可能讓他們跟隨叛亂。武將統兵出征時，他們統轄的兵馬根據朝廷的詔令徵發而來，士卒一方面懼怕朝廷軍法的懲罰，另一方面又受朝廷爵賞的激勵，兩方面相互制約影響，這時，即使蚩尤做統帥，也不可能率領他們叛亂。從貞觀到開元的一百三十年間，武將士卒沒有發生過叛亂，這正是大聖太宗能夠恰當地運用皇權，平衡內外軍事力量的輕重分佈，使之相互制約，以至聖明地計劃和神奇地指揮的結果。到了開元末年，愚腐的儒生們在給玄宗的奏章中說：‘現在天下太平，偃武修文，請求罷廢府兵。’武將們的奏章說：‘現在國家兵強馬壯，請求討伐四周的夷族，開拓疆域。’於是，廢除府兵，擴充邊兵，朝廷的武將和士卒，都大批地奔赴邊防，內地空無一兵。這樣，導致尾大不掉，外重內輕的局面，安祿山因此而擁重兵於幽州。一旦他發動叛亂，朝廷無力討伐，疲於奔命，從唐肅宗到敬宗，皇上個個為此而晝夜焦慮。這時，再想討除卻毫無可能了。由此可見，對於武將和士卒，豈能有一天讓他們脫離朝廷的控制！然而，國家不能沒有軍隊，而軍隊又最容易在出徵時發動叛亂，在朝廷被人利用來篡奪皇位。如何防止這一點？從古到今，最好的辦法，不正是建立府兵制嗎！近年以來，朝廷任命節度使，弊端更為嚴重，無論是商人平民，只要用重金賄賂當權的宦官，就能得到委任。他們既不懂父兄孝悌的儒家倫理，又沒有為國慷慨赴難的氣概。一旦賄賂打通關節，擁有上百個城池，周長一千里的地方，立刻唾手而得。他們中間，那些桀傲不馴、剛愎自用的節將，肆意擾亂朝廷法制，為了自己不受任何約束，不惜殘酷屠害忠正賢良的幕僚；為了不違背自己的意願，隨意稱兵作亂，對抗朝廷。另有一些陰險狡詐的節將，則對百姓重稅盤剝，然後，委任自己的親信，用重金交結朝廷權貴。於是，他們的職務便不斷升遷，或者由卿大夫而遷任國公，或者由一般的州郡遷升到重要的都市。他們在管轄的區域，儼然像住在自家的別墅一樣逍遙自在。如果他們中有一人不幸而長壽不死，那麼，百姓就會被任意宰割，毒害於天下。所以，我認為，天下至今戰亂不息，百姓窮困潦倒，都是由於這個緣故。鳴呼！當年文皇帝設定府兵制的深遠意義，現在究竟誰能真正理解並重新恢復呢！”

又作《戰論》，以為：“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河北氣俗渾厚，果於戰耕，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國家無河北，則精甲、銳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是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不可他使，是二支，兵去矣。六鎮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為，則沿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赤地盡取，才能應費，是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盡鏟吳、越、荊、楚之饒以啖兵戍，是四支，財去矣。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其能以是久為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安奉私，戰士離落，兵甲鈍弊，是不搜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為幸，以師老為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常多，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戰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或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宮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出死，勤於我矣！此厚賞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