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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過去，試著開門。門沒鎖，我開啟了門。一個人慢慢地、硬邦邦地打到了我的手臂——他背對著我——他的外套後面有一條長六英尺的裂縫，外套是又溼又黏。

那不完全是一個意外：地板上的血已經告訴我，這裡發生了一些事。跟在他後面的另一具屍體正對著我——那是一張扭曲的黑乎乎的臉。我放下了剛抓住的這具屍體，跳了過去。

正當我要過去的時候，第三具屍體從這兩具的後面滾了出來。

服務員暈倒了，我的身後傳來了尖叫和重擊聲。我感到自己從沒有如此鎮定。我不是個敏感的人，雖然之前見過許多恐怖的畫面，但是幾個星期後，我看到從衣櫥裡出來了三個死人，堆在我的腳邊：他們就那樣一個個慢慢地出來——幾乎是從容不迫地處於這個“跟著頭兒走”的可怕遊戲裡。

看到他們，我不禁懷疑他們是不是真的死了。他們掉下來、躺著的地方都蘊藏著一種可怕的死氣。

我轉向斯泰西，他已經嚇得臉色蒼白，緊緊地靠著那張銅床的床架。

“讓她快去叫醫生和警察！”

我分開這三具死屍，把他們排成一排，讓他們的臉都朝上。接著我匆匆地掃視了一下房間。

一頂軟帽——剛好適合其中的一具死屍戴——放在亂七八糟的床中央。房間的鑰匙還在門鎖裡掛著。房間裡沒有血跡——除了從衣櫥裡流出來的，也沒有任何打鬥的痕跡。

浴室的門是開著的。浴缸底部有一個破碎的松子酒瓶，根據氣味的濃度和浴缸的溼度判斷，當酒瓶打碎時，瓶裡的酒是滿的。在浴室的一個角落裡，我發現了一隻小威士忌酒杯，還有一隻在浴缸下面。這兩隻酒杯是乾淨的，都沒有用過。

衣櫥裡從和我肩膀差不多高的地方起都有血跡，壁櫥地板上的兩頂帽子上也有血跡。

這就是全部：三個死人，一個打碎的松子酒瓶，血跡。

斯泰西和一位醫生一起回來，當醫生檢查死屍時，警察也趕到了。

醫生的工作很快就完成了。

他指著其中一個人說：“這個人是被鈍器敲中了後腦，然後被勒死的。”他指著另一個說：“這個就是被勒死的。第三個的背部被刺，有一個大概五英尺長的刀傷。他們都死了大概兩個小時了——死亡時間可能是下午或者再晚一點兒。”

助理認出了兩具死屍。被刺的那個人——就是第一個從衣櫥裡掉出來的——三天前來到了旅館，登記的資訊為華盛頓人，名叫英格拉哈姆，住在915室，與906室隔著三個房間。

最後一個從衣櫥裡掉出來的人，就是直接被勒死的那個——是這個房間的房客。他的名字叫維森特·戴弗林，是個保險經紀人，從四年前他妻子去世後，他就把旅館當作家。

第三個人經常可以在戴弗林的公司見到，其中一位職員記得今天12點後他們一起在旅館待了大約五分鐘。從他錢包裡的名片和信件可知他叫荷馬·安斯利，是蘭科史姆和安斯利法律公司的職員，辦公室就在邁爾斯大樓裡——在戴弗林辦公室的旁邊。

戴弗林的錢包裡大概有150200美元；安斯利的有100多美元；英格拉哈姆的大概有300美元，在他腰部的一個錢袋裡，我們找到了2200美元和兩顆中等大小的未加工的鑽石。三個人的口袋裡都有手錶，戴弗林的手錶值不少錢。英格拉哈姆戴了兩個價值不菲的戒指，他房間的鑰匙就在他的口袋裡。

除了錢——現場看起來似乎不是搶劫——我們在這個案件上毫無發現。全面仔細地搜查了英格拉哈姆和戴弗林的房間後，還是一無所獲。

在英格拉哈姆的房間裡，我們發現了12張或更多的仔細標記過的名片，一些古怪的骰子和許多有關賽馬的資料。而且我們還找到他的妻子，她住在布法羅東德拉萬街；他的弟弟，住在達拉斯克魯徹街；還發現一張我們稍後需要調查詢問的名字和地址的名單。但是其他兩個房間和謀殺根本沒有聯絡，即使是間接的。

菲爾斯——警察局的指紋專家——在戴弗林的房間裡發現了一些指紋，但是我們不能判斷這是否有價值，他也不一定能把它們都辨認出來。雖然戴弗林和安斯利是被用手勒死的，但是菲爾斯沒有從他們的脖子上或衣領上找到指紋。

發現血跡的那個服務員說她那天早上10點到11點去過戴弗林的房間，但是沒有給浴室裡換新的毛巾。所以下午她又去房間換毛巾。她早上11點到了房間——10：20到10：45之間——那時英格拉哈姆還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