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體素質的不同，符合從實際出發的辯證思維法則。李時珍對此同樣

十分精通。《瀕湖集簡方》載有治療老小滑瀉的一個方劑，寫道：“白朮半

斤，黃土妙過，山藥四兩炒，為末，飯丸。量人大小，米湯服。或加入參三

錢。”（《術·附方》校點木第二冊，第737　頁）“量人大小”，服量不同，

此其一；因人而異，酌加人參，此其二。前者講量的差別。後者講質的差異。

白朮與山藥，一用半斤，一用四兩，是按分量決定藥質。類似的附方在《本

草綱目》中，不為罕見。

服藥除病，不可過量，這是人所必知的通常節度。用藥過度，物極必反，

危害極大：良藥久服，亦必成災，不可不慎。如麝香，有的醫家說，風病必

先用之；朱丹溪則說，風病血病必不可用。李時珍從質量相互轉化的關係加

以分析，認為以上二說“皆非通論”。他說：“蓋麝香走竄，能通諸竅之不

利，開經絡之壅遏，若諸風、諸氣、諸血、驚癇、癥瘕諸病，經絡壅閉，孔

竅不利者，安得不用為引導以開之、通之耶？非不可用也，但不可過耳。”

（《麝臍香·發明》校點本第四冊，第2869　頁）“過”與“不過”，這也是

模糊的語言，其分寸在於醫家臨證斟酌。要根據季節、體質、病變之淺深、

新久，綜合考慮加以抉擇。

《本草綱目》指出，有些藥物明知它有毒，仍不得不用，關鍵在於使用

的分量適應病證的需要。在節度之內，不到殺人之量，不會造成殺人。李時

珍說：”硇砂，大熱有毒之物，噎膈反胃，積塊內癥病，用之則有神效。蓋

此疾皆起於七情飲食所致，痰氣鬱結，遂成有形，妨礙道路，吐食痛脹。非

此物消化，豈能去之？”有人說，此藥服之可“化人心為血”，李時珍說，

這是“甚言其不可多服矣”。（《硇砂·發明》校點本第一冊，第656　頁）

他還引用《丹房鏡源》的觀點加以申述：”有沉冷之疾，則可服之，疾減便

止。多用則成擁塞癰腫。”（同上）這裡強調的“不可多服”，是模糊的數

量概念，其分寸之掌握，在於醫家的精湛技藝。

治病必須考慮病變的”表裡時日”，投藥要循序漸進。這是又一種節度

觀念。早在春秋時期，醫家已認識外邪侵犯人體致病，有由表及裡，由淺入

深逐步發展的規律。《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記載：戰國時名醫扁鵲過齊，

說齊桓侯”疾在腠理”，桓侯不信；過幾天又說：“疾在血脈”，仍不信；

再過幾天指出：“疾在腸胃間”，桓侯反不悅；最後病變深化，“疾在骨髓”，

無法施治，桓侯終於病死。李時珍強調醫者治病必須“顧表裡，循次第”，

他轉述另一個生動故事來說明這一道理。梁武帝時，屬官範雲得時疫熱疾，

召名醫徐文伯診之，範雲催促醫生，務期速愈，以便參加武帝的九錫盛典。

文伯說，速愈倒辦得到，只怕兩年後會一病不起。範雲不聽警告，說能再活

二年已不錯了。只要能參加九錫盛典，在所不惜。文伯從命，施以速愈之術。

以火鍛地，布桃柏葉於上，讓範雲臥其間，不一會，全身汗出，病就好了。

過了兩年，果然發病不治而死。李時珍分析說：“取汗先期，尚能促壽。況

不顧表裡時日，便欲速愈者乎？夫桃葉發汗妙法也，猶有此戒，可不慎與？”

（《桃葉·發明》校點本第三冊，第1748　頁）這說明治病的目的在恢復生理

機能的穩定平衡，達到這一目的，需要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如果不顧機能

恢復的階段性，急躁從事，結果將欲速不達，適得其反。急躁求速，實是對

生理機能造成新的破壞。這種破壞一時不易為人所察覺，反以為得計。當這

種新的破壞由微之著，發展到一定時期，就將無可救藥，範雲的悲劇正是如

此。李時珍對醫藥學中質與量的辯證關係的這種分析方法，異常深刻。

最後，藥物炮製慎火候。

冶煉鋼鐵，要注意火候：炮製藥物，同樣要注意火候。火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