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在從事著相同的事業。當他正式履新成為黨員之後，他曾經回到故鄉，滿懷欣喜地向其父報告——他也是地下黨了。五十年之後，他感慨地對我說——他萬萬沒有想到，他的父親聽罷不僅沒有驚喜和鼓勵，而是狠狠地將他臭罵一頓。其父對他吼道：這種砍腦袋的事兒，有我一個已經是沒法，你還摻和進來找死啊。

經歷了半個世紀的風雨之後，大伯沉痛地說——我現在才明白，父親這樣的指責，並非完全是出於父愛，他應該還有許多切膚之痛，他只是無法言說而已。

四

西安事變在今天看來，不僅是抗日的一個轉折點，準確地說，是中國現代史的一個巨大轉折——幾乎從那一刻開始，就決定了中共此後的勝算。也是在那之後，所謂的國共合作在武漢掀起了一個小高潮——國民革命軍政治部第三廳在武漢成立，而當時影響最巨的共產黨領導的青年組織“青救”，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才得以迅猛發展。

“青救”是由京滬等地的流亡大學生結合武漢的學生為主籌建的。此前活躍在武漢的左翼學生領袖——大伯和他學聯的老戰友李銳、魏澤同、孫士祥、陳約珥、密加凡等，皆順理成章地成為了這個組織的發起人和骨幹。武昌區團是直屬總團的二級組織，在這個分部負責的還有一個省高的學弟叫胡寶壽——此君後來和李銳等皆去了延安，改名為胡克實，是50年代團中央的書記處書記，與******、胡啟立並稱團系統“三胡”。在他們這個團體中活躍，以後成為了名人的還有朱久思【80年代華中理工大學校長、教育家】、嚴良堃【中央樂團著名指揮家】等等大批人物。

還有一個影響大伯一生命運的重要人物，也在這一時刻登場了——他就是王世槐。王世槐是貴州籍北京學生，參加過“12。9”學運，這時也流亡到了武漢，併成為“青救”機關刊物《新青年》的主編。大伯和他，當時僅在一些會議偶爾謀面，彼此是否地下黨身份，由於各屬於不同系統，互相併不清晰。他在那之後一直到21世紀時的登遐，都使用的化名叫羅明——這個名字建國後幾乎一直把持著湖北省的宣傳、教育、科技和文化領域，直到90年代以副省級離休之後，還“顧問”了多年。

“第三廳”幾乎已經成了一個著名的歷史名詞，在戰時武漢，以郭沫若為廳長，集合了一大批左翼文化界名人，負責戰時宣傳和動員。大伯所在的“青救”，則主要在冼星海的領導下，成立了一個學生劇團和合唱團，併成功地組織了全市市民的“抗戰獻金”運動。若干年之後，這一空前熱烈和壯觀的愛國運動，仍然為史家所稱道；它幾乎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所見不多的蜜月紀念。

要想說清大伯的個體命運悲劇，我實在無法迴避這個悲壯的時代背景。個人在亂世的存在和選擇，結識的每一個人或者身經的每一個事件，都可能埋下他一生宿命的伏筆。幾十年後的回眸似乎恍同隔世，但仔細想來，一切又好像在劫難逃。

五

1938年，陳誠將軍指揮的武漢會戰即將打響，整個江城都在山雨欲來的前夜，沉浸在一種悲情狂歡和壯懷激烈之中。每一個亂世兒女都似乎肩負著國家興亡的使命，熱血賁張地從事著戰前的各種準備。大伯因為個人特長，負責劇社和合唱團的組織，後來成為陳毅夫人的張茜，那時還是他們的小演員。冼星海經常來教他們演唱抗戰歌曲，田漢陽翰笙等左翼名流，也不時出場來指導演出。

就在那樣一個如火如荼的夏日向晚時分，大伯和他的團員正在合唱練歌之際，坐落在武昌曇華林的省高教室的一扇門被推開了——一個美麗的女生進來，落落大方地婉語：我是女中的代表，我叫王冰松。——在幾十年後大伯的蒼老回憶中，我隱約看見那一刻，大伯前世今生的悲劇之門，被咚咚咚凍地輕輕敲響了。此後的漫長餘生，他似乎都還在那最初的驚豔中發呆，而那扇命運之門，也再未被合上，一個世紀的罡風似乎還一直在那裡呼嘯著、、、

王冰松是武昌一個資本家的小姐，省立女子中學的高中生，一個驚才絕豔而又教養高貴的孩子，同時也是“青救”的成員。她的美麗絕非我大伯的神話，在以下的敘述中，我們將看見她這種稀世風采，將怎樣成為那一代人和她本身的悲劇。

一個多才多藝的書生，一個風華絕代的小姐，在一個烽火狼煙年代的邂逅相逢，幾乎註定要像星球相撞一樣，開始他們亂世佳人的孽緣。那一年，他們也都才十八九歲啊。初初萌動的春心，放在國破山河之下，彷彿預示著他們破碎的今生。

最初的接觸自然而然，每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