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裡的糧食已經儲存不下，只能在院子裡露天堆放；金庫裡則堆滿錢幣，就連串錢的皮繩都已朽壞。這就是文景之治時的盛況。

可惜，漢武帝全無乃祖風範。他以長達四十多年的對外戰爭和近五十年的對內惡政，將父祖幾代人積蓄下來的財富揮霍一空。然後，便開始重用商人出身的桑弘羊等人，策劃著如何盤剝百姓，實行所謂從無為到有為的財經變法。

桑弘羊這幫人的確斂財有術。他們首先推行了一整套國家壟斷性質的經營活動，將鑄錢、冶鐵、製鹽、賣酒等最賺錢的行業全部收歸國有，實行專賣；甚至一度準備將河湖塘灣與海洋中捕魚撈蝦也實行國家專賣。由於立即出現產量大跌，市價騰貴，而不得不放棄。然後，桑弘羊們實行了均輸法和平準法。均輸法指的是命各地將貢稅改為當地特產，以當地平均價格計價，官府則命其運輸到指定的其他地區，由官家高價出售，牟取高出一般貢稅的利潤。這個做法被秋臨江變法全盤照搬，就連名稱都沒變；平準法指的是由國家在各地設立平準官，壟斷天下貨物及價格，貴賣賤買，使商賈無法牟利，必須透過官府才能存活；秋臨江變法中的市易法即脫胎於此。此外，還實行了算貫與告貫制度，算貫就是徵收商人的財產稅，告貫則是打擊商人不申報或者不據實申報上稅的一種制度，規定凡上述兩種行為，均沒收全部財產，並充軍戍邊一年；凡告發上述兩種行為者，獎勵所沒收財產的一半。

上述財政政策出臺後，迅速形成下列後果：國庫立即充盈；民間經濟活力迅速萎縮；帶有較大主觀色彩的告貫制度和財政稅收行為迅速造就了一大批富有的官吏；最後，史書記載說，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破產。其情形，對於生活在二十世紀下半葉和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人來說，只要想想計劃經濟時代的國有企業和後來壟斷經營的中國電信，就大體可以明白。

以雲錚的眼光看，大約只有那些小商販出身、又急於討好皇帝的官僚，才能想得出這種殺雞取卵、飲鴆止渴的壞主意。須知，任何時代，國家想依靠行政權力來與民間爭奪商業利益，都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但是，也永遠都只能是短期行為，前提條件是政府不怕窒息民間活力，不怕阻止經濟與社會發展，不怕引起經濟文化的動盪與破壞。從漢代畫像磚上看，漢武帝時代的農業用具與兩千年後人民公社初期的農業用具基本一樣，似乎可以成為上述判斷的依據。

從歷史記載上看，漢武帝時代的做法，對於國內社會經濟的破壞相當慘烈。當時，各級政府“得民間財物以億計，罰沒入官的奴隸婢女以千萬計，田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房地產也差相彷彿。於是，中產階層以上者大抵破產。”在關於漢武帝中後期的歷史記載中，全國各地“盜賊縱橫”、“盜賊並起”、“盜賊群起”的字樣大量湧現，“人相食”的記載一再進入視野。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當時漢代的文人們，在稱頌漢武帝和桑弘羊們的變法時，使用的詞彙是“民不益賦而國用饒”。翻譯成眼下秋臨江的語言就是：“民不加賦而國用足”，不光意思，連字面都幾乎一模一樣。

在雲錚所知道的歷史中，有一本現在可能不會再出現的鉅著《資治通鑑》，在這中司馬光對漢武帝的評價是：秦始皇幹過的壞事，漢武帝基本上又幹了一遍。之所以沒有亡國，主要是因為他臨死的前幾年全面懺悔、改過；然後，臨死時又把後事託付對了人的緣故。

眼下秋臨江變法的指導思想酷似桑弘羊等人的思路，事實上也同樣是以國家壟斷經營的方式，開啟了與民間爭利之門。以雲錚這個後來人的眼光去看待，如何不能看出其中的危害來？所以他不可能對這種做法報持希望。

顧恆和秋臨江從朝堂開始爭論，下朝之後又在內閣文華殿裡爭論，直到萬昌皇帝來了，依然在爭論。但萬昌皇帝只是一邊面無表情地聽著他們你言我語往來不休，卻就是一句話也不說。他手裡拿著一本厚厚的奏摺，看得十分仔細。

奏摺是戶部右侍郎、清查江蘇吏治欽差大臣雲岱星夜呈上的。

奏摺很長，洋洋灑灑幾近萬言，其中很詳細的談論了漢初蕭規曹隨的典故。雲岱認為，這個著名的典故中有一層極深的含義常常被人忽視，而其保守的一面，亦即不變更即成法度、不改祖宗之法一類的表層含義，反而被特別不適當地加以誇大和強調出來。這也是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一個問題。

他說現在大家都認為，從漢高祖劉邦到漢景帝劉啟，西漢初年七十年間以清淨無為的黃老之術治國，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是國力迅速恢復，達到文景之治盛世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