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中“並無民族精神，而與《在冷戰的年代》的同時寫的《敲打樂》中，卻無可掩飾地深刻地表露出了他那一講到美國就崇拜到五體投地，一想到自己是中國人就引以為無限羞恥的令人震驚的心態。所以他雖然一度以‘迴歸民族的’來標榜，其實不過是參加了一次‘化裝舞會’而已”。15這裡對《敲打樂》的看法，有斷章取義的嫌疑，就不完全符合作品的原意。

高準和余光中相識於1961年，在鄉土文學論戰發生時已有十六年的歷史。余光中比高準年長十歲，高凖一向把余光中當長輩看待，可高凖失望地說：“想不到他對於比他年輕的朋友，竟是以這樣一種陰謀暗算的態度來對待！他的為人，也實在使我太失望了。”16

余光中（5）

事情繫由高凖1977年5月編的《詩潮》第一集所引發。彭品光曾指責該刊第一集封面封底設計，有遙遠的大陸，有海洋，有海島，天空和大陸是一片通紅，海洋和海島是一片黑暗：“所指為何？相信大家都很清楚。”17高凖辯解道：事實上，無論封面與封底，均無大陸，也無海島。唯一的罪狀大概是用了紅顏色。“紅顏色是不能用的嗎？”彭品光指控的另一理由是《詩潮》第一集為“倡導工農兵文學的專輯”：一是《詩潮》包含有《工人之詩》、《稻穗之歌》與《號角的召喚》三組作品，這正是“工、農、兵”，是“狼來了”！高凖反駁說，《詩潮》在詩創作方面，一共分了九組，計為《歌頌祖國》、《新民歌》、《工人之詩》、《稻穗之歌》、《號角的召喚》、《燃燒的爝火》、《釋放的吶喊》、《純情的詠唱》和《鄉土的旋律》。《詩潮》是以促進發揚真正三民革命精神的文學為總旨趣，所以這些詩的分組、編排上也照著民族、民權、民生的次序。《歌頌祖國》是發揚民族主義精神，《新民歌》是表現一種平易近人的民主風格，是發揚民權主義精神，《工人之詩》、《稻穗之歌》是發揚民生主義精神。關於工人與農人的詩篇，臺灣一向極缺，所以特別標示出給予園地。但《號角的召喚》卻不是以軍人為主題的。這說明彭品光連依標題望文生義也沒有望對！18

《詩潮》第一集出版後不久，余光中從香港回來，高凖去看他，並帶了一本送他。據高凖說，余光中看到裡面沒有他的詩，就不高興，“接著他翻到其中的一篇《李白詩中的戰鬥性與入世精神》中有一句說‘李白對國家的強大統一是非常關懷的’。他說：‘這就該罵！這還不是有問題嗎？’我說：‘怎麼呢？李白關懷國家強大統一是客觀的歷史事實。而即使引申到現實意義來講，我們豈可不關心國家的統一強大呢？哪有什麼不妥呢？’不料余光中竟說：‘李白也有問題，他曾經追隨永王璘……’真想不到餘先生竟連對李太白也要展開起政治清算來了”。19

這裡所說的余光中指責“李白也有問題”，是因為在*體制下，一般不允許人們自由討論中國統一問題；還因為余光中不認同*，他只認同文化中國。正因為高、餘兩人政治觀點南轅北轍，故余光中看到該刊後幾天，就寫出《狼來了》一文，洛夫立刻在一個座談會上引用，作為指控某些人“提倡工農兵文藝”的佐證。過了幾天，余光中又從香港回來打電話給高凖，高問他“狼”是不是指唐文標，因為唐曾經罵他又給他戴帽子。餘說：“人家戴我多少帽子，我就不可以戴他一頂嗎？”高說：“人家對你是道德意義上的指責，而你造的這頂帽子卻是要把人送進監牢去的，這可不一樣也。”余光中就說：“這也不是戴帽子，是抓頭！”高凖說：“有一句古話說‘羅織成罪’，就是這個意思吧？但你既說不是指《詩潮》第一集而言，請你在另文中澄清一下，因為已引起誤會。”但余光中立即拒絕了，他忽然變了一種粗嘎的聲調說：“老實說，對《詩潮》也沾到一點邊！”余光中在電話裡一開始否認“狼”文是指《詩潮》，後來又說是指到一點，《狼》文內容則又在某一二句子的氣氛上，弄成可能引起人家對《詩潮》誤會的樣子。高凖認為余光中如此前言不對後語，實在使人失望。20

余光中（6）

高凖從此和余光中“交惡”，積怨頗深。儘管如此，他介紹的上述情況，還是對我們瞭解《狼來了》的寫作背景，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陳鼓應三評余光中

陳鼓應原先任教於臺灣大學哲學系。1972年12月4日，他和王曉波及一些學生效仿李白關懷國家的強大統一問題，在臺大舉行“民族主義座談會”，宣傳中國統一等主張，後被捕。釋放後他無法教書和工作，曾出版過《存在主義》、《莊子哲學》、《悲劇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