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為尉天驄編的《鄉土文學討論集》作序時，再次強調鄉土文學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價值，反對*鄉土文學作家。他以保護鄉土作家又給官方文人面子的折中態度，給這場論爭打了一個句號。

徐復觀，著名的新儒家和哲學家，1903年生，1982年去世，湖北浠水人。歷任臺灣東海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新亞研究所教授，著有《中國藝術精神》、《中國文學論集》等多種專著。

1977年8月28日，徐復觀由臺灣新竹搬到臺北青年會，一進餐廳便有許多年輕人等著他，談到近年來文藝界的情形，使徐復觀感到困惑，因而他寫了《評臺北有關“鄉土文學”之爭》：

……若干年輕人所提倡的“鄉土文學”，要使文學在自己土生土長、血肉相連的鄉土生根，由此以充實民族文學國民文學的內容，不準自己的靈魂被人出賣。11

徐復觀反對在“中華文化復興”的虛偽口號下，瘋狂地將中國人的心靈徹底出賣給外國人的做法，由此肯定了鄉土文學的民族性。徐復觀還分析了有些人反對鄉土文學的陰暗心理：文學的市場可能發生變化，已成名或已掛名的作家們，心理上可能產生“門前冷落車馬稀”的恐懼，有如當大家注意到特出的洪通繪畫時，許多“大畫家”不覺醋性大發，說誰個提倡洪通的畫，誰個便是想搞“*”一樣，勢必要借政治力量來保護自己的市場。這可用《不談人性，何有文學》及《狼來了》兩篇文章作代表。對於前者，老友胡秋原先生，寫了《談“人性”與“鄉土”之類》的文章，指出了談人性的人，實際是抹殺了人性，這已經把問題說得夠清楚了。

如果只是文學市場的分配問題，徐復觀也不會參與論戰。他以哲學家的慧眼，看到了《狼來了》這篇文章的嚴重性：

余光中（4）

關於後者之所謂“狼”是指這些年輕人所寫的是工農兵文學，是毛澤東所說的文學……寫此文的先生，也感到這是在給這些年輕人戴帽子，但他認為自己已給人戴不少帽子，則現在還他們一頂，也無傷大雅。不過這裡有兩個問題：一是這位給年輕人所戴的恐怕不是普通的帽子，而可能是武俠片中的血滴子。血滴子一拋到頭上，便會人頭落地。二是*的方法問題。毛澤東說一切為人民……難道我們便要一切反人民，才算*嗎？這類的做法，只會增加外省人與本省人的界限，增加年長的與年輕人的隔閡，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徐復觀說得比胡秋原更尖銳，也更形象，充分體現了這位新儒家對年輕一代的關懷和保護精神。後面提及“*”方法問題，這說明徐復觀跟胡秋原一樣，在政治上是與共產黨對立的。如果說這些人竟然會為共產黨的“鄉土文學”保駕護航，有誰會相信？所以，由胡秋原、徐復觀還有鄭學稼等這些國民黨營壘中的開明人士出面說話，恐怖的陰霾由此漸開，原先驚魂未定的鄉土派作家才清醒過來，先後寫了反駁彭歌等人圍剿鄉土文學的文章。

《詩潮》提倡“工農兵文藝”？

你這樣蒼白的容顏，

你這樣瘦削的身材，

啊，誰知道你滿腔熱血，

誰瞭解你堅貞的愛戀？12

高凖這首《白燭詠》，有點像夫子自道。他身材高瘦，因一直生活在寂寞和失業中，所以容顏也不夠紅潤；他的政治理想、文學見解與官方不合拍，因而常常受到右翼文人的猜疑、排斥乃至誣陷和打擊。他生活上有些不拘小節，有詩人的浪漫——漫無條理，因而一些關心他的左翼文友，對他有點敬而遠之。

高凖既是詩人，也是評論家，出版有《文學與社會》13。陳映真為此書寫序時，高度評價他的詩：

是臺灣極少數優秀的秉承了併發揚了中國抒情新詩傳統的詩人之一。他的語言清晰，充滿了濃郁的情感。他的漢語準確、豐美，並且表現出中國新詩在韻律和音樂上的遼闊的可能性。比楊喚、覃子豪、鄭愁予和瘂弦遠遠年輕的高準，在抒情詩創作上的成績，不論怎麼說，是極為獨特的。14

高凖和余光中均反對臺獨，但一個是左統，一個是右統。由於政治觀念再加上文學思想的重大差異，高凖對余光中的詩評價不高。他認為，余光中從1950年起到1956年，一直寫著新月派式的格律詩，作品“幾乎無一可觀”。對於被許多人認為有民族詩風和新古典精神的《蓮的聯想》，高準認為實際上所表現的是“一種悽楚的‘東方式’的秀美，但卻並沒有民族精神與民族愛的表達，與古典主義也不相干”。高凖的文章判斷多於分析，顯得粗糙。如他認為長期以來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