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文藝並不外行。除有美術作品問世外，他另創作有寫愛情婚姻的劇本《自救》、《自誤》，以及寫唐、賀兩家族鬥爭的五幕劇《最後關頭》。獨幕劇《殺敵報國》的“敵”係指日寇，全劇洋溢著愛國主義精神，這從劇作寫一農家受日軍凌辱的悲慘遭遇及主人公姓“唐”、其妻姓“鍾”（“中國”之“中”諧音）可看出。1936年，他還自印有寫與軍閥作鬥爭的電影劇本《密電碼》。後來成了著名作家的王藍，在天津法租界光明社電影院看了由劉吶鷗等導演的這部電影后，很受鼓舞，影響他走向抗日道路。但張道藩的作品多半是政治思想的圖解，藝術水平不高，正如徐訏在1969年9月臺北出版的《傳記文學》第15卷第3期上寫的《念人憶事》中所說：“實在寫得幼稚，水準始終在五四初期剛從文明戲解放出來的階段。”

國民黨在大陸失守後，蔣介石隱居臺灣草山，對不重視文化工作一事閉門思過。不少人認為文化陣地被左派佔領，是國民黨垮臺的一個重要因素。外交官蔣廷黻就認為：“二十年來，國民黨握到的是軍權和政權，共產黨握到的是筆權，而結果是筆權打垮了軍權和政權。”而“筆權”落入共產黨手中，許多人認為張道藩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劉心皇在《現代中國文學史話》第4卷《抗戰時期文藝述評》中，就不斷批評“當時的主持人”所做的文藝工作軟弱無力，沒有“積極的表現，便只有採取消極的禁止”，這禁止的“反效果，就是愈禁止愈有人看，愈禁止愈影響大”，以致文藝界變成了左派的天下。但蔣介石並不因此責怪張道藩。當1949年冬張道藩來臺後，仍受蔣介石器重，成為二陳（陳立夫、陳果夫）CC系統的一員大將。同年底，他被任命為“中國廣播公司董事長”。1950年春，他奉蔣介石之命創設“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被封為主任委員。委員共十一人：張道藩、羅家倫、狄膺、程天放、張其昀、曾虛白、陳雪屏、胡健中、梁實秋、陳紀瀅、李曼瑰。由於有官方的支援，獎金豐厚，所以這項文藝獎對50年代戰鬥文藝思潮的形成起了重大的作用。同年5月，張道藩受國民黨“*”委託，領頭成立“中國文藝協會”，任首席常務理事。同年10月，任黨營媒體《中華日報》董事長。1951年5月4日，創辦《文藝創作》月刊，任發行人，並親自撰寫發刊辭。這是50年代最權威的官方文藝雜誌。1951年9月5日，蔣介石親自召見“中國文藝協會”張道藩等五人。1952年至1961年，早在1948年就當選為立法委員的張道藩高升為“立法院院長”。

張道藩（3）

張道藩作為臺灣官方文藝的總管，為開展右翼文藝運動的需要，寫了一系列闡述官方文藝路線方針政策的文章。1952年5月4日，他在《中央日報》發表了《論當前文藝工作的三個問題》，同年還發表《一年來自由中國文藝的發展》。1953年5月4日，在《中央日報》及《文藝創作》第25期發表了《論文藝作戰與反攻》。1953年元旦，在《臺灣新生報》發表《論當前自由中國文藝發展的方向》。1954年2月，在《文藝創作》發表《三*義文藝論》。1954年5月，在《文藝創作》發表《略論民生主義社會的文藝政策》。他這些政治掛帥的指導性文章，常常為臺灣各大報刊同時刊載。如《論當前文藝工作的三個問題》，還在《文藝創作》創刊週年紀念特刊和《聯合報》、《公論報》上發表。

張道藩不少文章在標題和內容上使用“我們”的字眼，以表示不是他個人的意見，而是代表國民黨發言，具有不容爭辯的權威性。一個例子是以張道藩領銜署名，發表在1967年12月8日至9日《中央日報》上的《我們為什麼提倡文藝》。此文是為了呼應國民黨九屆五中全會所透過的“當前文藝政策”而聯名發表的。從大陸到臺灣，從40年代到60年代，張道藩在右翼文壇上所扮演的正是這種文藝政策始作俑者與推行者的角色，其影響甚大。正如臺灣“中央大學”李瑞騰教授在《張道藩〈我們所需要的文藝政策〉試論》中所說，國民黨在60年代中期制定“文藝政策”，然後分別在1968年、1977年、1981年三次召開“文藝會談”，“這種旨在叢集智群力以尋求‘集體之目標’的做法，可以視為受到張道藩先生的影響”。

作為右翼文藝政策的制定者，張道藩在臺灣五六十年代具有極大的話語霸權，他領導的“中國文藝協會”、“文獎會”及其主要成員控制的各大報文藝副刊，差不多成了他個人的政治資產。在“反黃色作品運動”、“拒讀不良書刊運動”中被他封掉的雜誌有十種。其實，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