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群眾》、《新蜀報》的群起批駁。

除了左翼文藝工作者抵制張道藩的文章外，右翼作家和其他文人也有不同意見，還由此引起一場爭論。首先發難的是梁實秋。他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於1942年10月20日出版的《文化先鋒》第1卷第8期上發表《關於“文藝政策”》，認為“文藝政策必然配合著一種政治主張經濟主張而建立的……是站在文藝範圍之外如何利用管理文藝的一種企圖”。表面上看來，張道藩與左翼文藝南轅北轍，但就企圖用“文藝政策”管制作家，和蘇聯用“文藝政策”要求作家配合政治並無兩樣。張道藩針對梁實秋這種“誤解”，在《關於文藝政策的答辯》中說：“我們提出的文藝政策並沒有要政府施行統治的意思”，只不過是“向我國文藝界建議一點”具體做法。其實，張道藩文中所講的“六不政策”（不專寫社會的黑暗、不挑撥階級的仇恨、不帶悲觀的色彩、不表現浪漫的情調、不寫無意義的作品、不表現不正確的意識）和“五要政策”（要創造我們的民族文藝、要為最受苦痛的平民而寫作、要以民族的立場來寫作、要從理智裡產生作品、要用現實的形式）是用“三*義與文藝之必然關係”要求作家必須遵循的創作上的金科玉律，是不許違背的。這顯然不是一般的“建議”，而是官方審查文藝作品的標準，當權者監控文藝的一種手段。但國民黨不願意作家們脫離官方領導，因而擔任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委員兼秘書的趙友培在《我們需要“文藝政策”》一文中站出來反駁梁實秋，並指出張道藩前頭講的“不專寫社會的黑暗”與後面講的“要為最受苦痛的平民而寫作”雖然有矛盾之處，但文藝畢竟還是需要政策的。現在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如何將其完善化，政府應儘快制定出切實可行的辦法來。王平陵在《評〈我們需要“文藝政策”〉》中表示，在指導思想上與張道藩無任何分歧，只是用“政策”二字過於刺激人，不如將這二字去掉，以免讓人“感覺頭痛”。翁大草的《論情感與理智》、常任俠的《關於“文藝政策”的補充》，分別從創作是由理智還是從情感中產生，以及民間文藝、邊疆文藝問題上作了發揮和補充。王夢鷗的《戴老光眼鏡讀“文藝政策”》則勸作家們要相信政府。只要政府代表民意，大家同意三*義為立國之本，“文藝政策”就不會傷害作家創作的積極性。他戴的這種“老光眼鏡”，貌似平和客觀，其實是站在官方一邊，只不過是他比一般作家的文筆更顯得老氣橫秋罷了。　。。

張道藩（2）

這場論戰的參與者，除上述作家外，另有丁伯騮、夏貫中、易君左、王集叢、太虛法師、羅正緯、陳銓、李辰冬等，共發表文章三十餘篇，其中十八篇（含張道藩的兩篇答辯）列入“文運會”文化運動叢書第五種——《文藝論戰》，於1944年7月在重慶出版。這場論爭，主要是國民黨作家與自由主義作家參與。左派的文章由於寫得激烈，被排除在外。

在張道藩從政的一生中，文學藝術只不過是他經營國民黨黨務的一種工具。他本名張振宗，貴州盤縣人，1897年7月12日生。他於1919年赴歐洲勤工儉學，先後在倫敦大學美術部、巴黎美術專科學校學習。於1922年倫敦求學時加入中國國民黨。1926年回國後，在北伐成功的1928年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秘書。他在上海結婚時，蔡元培夫人為女方主婚人，陳果夫為男方主婚人。1928年9月任青島大學教務長，後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從1932年春到抗戰前夕，先後擔任國民政府交通部、內政部常務次長、中央政治學校教務主任兼教育長。抗戰時期又擔任過*政務次長。1942年11月接替王世傑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他由於工作關係，和各種派別的文人常有來往。如擔任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主任期間，他常常給左翼文人茅盾、胡風、馮雪峰、田漢、洪深、許廣平、張友漁、韓幽桐等按月以“特約撰述，預付稿酬”為名發津貼，並親自登門拜訪，做他們的“*”工作，但這些左派文人並未在政治上從此右傾。有人便將此事密告陳布雷，陳布雷為其打掩護。這種發“稿費”的事一直維持到1943年。正如臺灣軍中評論家姜穆後來在《國軍新文藝運動的時代背景及其影響》一文中所說：“此項工作顯然失敗。”但張道藩不甘心，仍我行我素，如讓茅盾住“文運會”所在地重慶曹家庵的後樓，老舍更是那裡的常客，並在一次晚會上作過老旦清唱的表演。張道藩於1944年10月5日在重慶的廣播大廈內成立“著作人協會”，呼籲大家重視、保護著作權。此外，他還是國際筆會*筆會首任會長。應該說，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