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陸到臺灣，從30年代到90年代，胡秋原大半時光都捲入論戰的漩渦中心。到了晚年，他在90年代的統獨鬥爭中，不再遊移於左右翼之間，而是堅定地站在統派的一邊：既反*的“獨臺”，又反民進黨的“*”，成了堅強的民族主義戰士。他於1988年9月由美國赴中國大陸探親訪問，在重睹故國山河的同時，與李先念、鄧穎超會面，提出國共兩黨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建議。正當胡秋原由西安前往敦煌前夕，國民黨中常委在臺北召開會議，認為胡氏大陸之行違反了國民黨黨紀，決定將其開除黨籍。

胡秋原的“自由人”身份，使他一直與國民黨離心離德。他遭國民黨批評和黨紀處分已不止一次。1933年參加“閩變”一事，他就不斷受到質疑和拷問。第二次為1959年，蔣介石親自召見他，派他為“駐聯合國代表團”顧問，可他竟不顧自己的身份，兩次在倫敦私下會見*駐歐洲主持經濟工作的舊友侯君。事發後，國民黨中常委鑑於他當時就寫過兩封信報告蔣介石，故只給他警告處分，但蔣介石認為處罰過輕，改為停止黨權半年，並在國民黨第八屆二次全會講話中批評胡秋原“黨德敗壞”，行動上“與其平時*理論完全相反”。此事整整鬧了三年，後調查證實胡秋原只是在機場與*幹部邂逅，雖然也彼此討論過對中國前途的看法，但畢竟多半為敘舊，在倫敦也未如《香港時報》某主筆檢舉的那樣住“*招待所”，而是住在“中央社”駐英記者王家松寓所，此事才算了結。但胡秋原並不因此改變自己的做法，仍我行我素。他在1988年10月18日臺灣耕莘文教院歡迎他大陸歸來的會上作報告說，國民黨對他的處分，違背孫中山在大陸之遺志。他勸告國民黨“勿作株守偏安一島之計，自誤其前途”，並“希望在臺的本省外省同胞團結起來，為一個新的富強安樂的中國而努力”。他在多次講話中反對“*”、“*”、“德國模式”等主張；強調中國是十億人的中國，並非一千七百萬人的中國，臺灣民族、文化與大陸無本質的不同，當局鼓吹臺灣“立國論”必定增長“*”氣焰；強調大陸十億人民都是我們的同胞，稱大陸為“匪區”會傷害大陸同胞的感情，不利於兩岸的統一。他堅決反對美國政府支援*喇嘛與*人士攻訐*和鼓勵港英政府製造糾紛，反對1988年以來美國公開要求臺灣掀起的“大陸熱”降溫，尤其反對臺灣以“政治實體”名義重返聯合國，因為這樣將“拆散中國”，不利於中國統一、再建和復興，並認為“三不”、“三*義統一中國”皆為統一中國之障礙。

幾乎一生都在論戰中度過的胡秋原，為了國家民族千秋萬代的利益，為了中華民族的統一大業，他不停地揮動自己手中的筆，共寫了兩千萬字的文章，出書一百多種。為了著書立說，他幾乎沒有一般人享受的嗜好和娛樂。他覺得看書寫文章本身就是一種最好的娛樂。他稱寫文章為“一人麻將”。他晚年一直關注著祖國統一大業，充滿了憂患意識。筆者在臺灣訪問期間，他特地託人送到筆者下榻的賓館親筆手書一張條幅，上有一首七律雲：

抱頭肝膽護危亡，辛苦初忘力短長。

同室操戈元海笑，紅巾慍淚稼軒傷。

追隨二霸成奇禍，回首自親是正常。

霽色陰霾互動見，半分喜悅半悲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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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道藩（1）

未能魂歸故里的文藝總管

大陸出版的某些中國現代文學史，提到張道藩在1942年發表的《我們所需要的文藝政策》時，常常語焉不詳。此文發表在《文化先鋒》創刊號上，共兩萬餘字，署名張道藩，實際執筆者為李辰冬（1907—1983）。李氏畢業於燕京大學國文系，曾赴法國留學，後因投稿關係與時任*次長的張道藩相識。張對李頗為欣賞，把他調到陳果夫任教育長的中央政治學校當研究員。《我們所需要的文藝政策》便是在張、李二人討論的基礎上，由李辰冬執筆，張道藩訂正，再請國民黨*戴季陶、陳果夫審閱的。張道藩原本想正式向國民黨中央提出自己設計的文藝政策，可考慮到中央內部意見不易統一，便改用個人名義發表。這篇論文並非國民政府或國民黨有關文藝政策的正式檔案，不過在總的指導思想上與官方意識形態是一致的。正如臺灣周錦在《中國新文學史》（臺北，長歌出版社，1976）中所說：“這篇文章，嚴格地說來，算不上文藝政策。”但由此說“只是張道藩對於文學創作的討論”就過於輕描淡寫了。它提出了一整套與左翼文藝運動對抗的方案，不然它也不會引起重慶的左翼報刊《新華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