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則。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充分汲取舊中國軍閥混戰的教訓，自建立軍隊之日起，就將我軍的性質確定為共產黨絕對領導下的人民軍隊。軍隊的性質決定了黨與軍隊的關係。無論是南昌起義，還是秋收起義，都是根據黨的指示發動、由黨的前敵委員會直接領導的。起義後，很快就在軍隊內部建立起黨的組織，明確提出“黨的作用高於一切”，“黨的組織是一切組織的根源。”強調部隊行動方面的一切重大問題，均需黨組織集體討論決定。特別是秋收起義部隊經過“三灣改編”後，上層有黨的前敵委員會，中間有團、營黨委，基層有連隊黨支部，班有黨員，排有小組，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領導體系，從組織上解決了黨如何管理部隊，如何直接影響士兵群眾等重大問題，確保了部隊的鞏固和戰鬥力的提高。

關於“支部建在連上”，有必要多說幾句。軍史上特別強調“支部建在連上”是“三灣改編”所解決的兩個主要問題之一，對我軍的成長髮展有重大意義。為什麼這麼講？這要從南昌起義的經驗教訓說起。大革命時期，我黨就開始注意對國民革命軍的影響和領導，著手在北伐軍中建立黨的組織。北伐戰爭中最有戰鬥力的葉挺獨立團，就是一支由黨團骨幹組成、由我黨直接組建和指揮的部隊。可當時黨的領導人還不清楚該如何領導軍隊，只是在團一級單位建立了黨的支部。南昌起義雖然公開打出的是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旗號，卻由我黨直接領導，參加起義的部隊主要是傾向革命、反對蔣介石屠殺工農政策的葉挺、賀龍所部。南昌起義成功後部隊士氣很高，也曾對部隊領導體制進行過一些調整，如在軍、師兩級建立黨的委員會，團一級普遍成立黨支部，並指派了黨代表等。可由於基層單位沒有相應的黨組織，黨對軍隊的控制能力比較弱，打勝仗時可能看不出來，一旦部隊分散行動或遭受挫折，問題馬上就會暴露。如參加南昌起義的國民革命軍第2方面軍10師，從南昌出發南下的第二天，就在師長蔡廷鍇的率領下脫離了起義隊伍。

據當年參加南昌起義的老同志回憶，起義部隊南下潮汕失敗後，留在三河壩的朱德所部尚有2　500人。由於作戰失利，生活艱苦，官兵思想十分混亂。部隊轉移途中，每天都有逃亡現象，包括一些師長、團長甚至黨代表，也先後不辭而別。朱德等領導人十分著急，天天在官兵中做工作，仍無法解決問題，最後這支隊伍跑得只剩下幾百人。多年後，曾直接參與領導南昌起義的聶榮臻元帥在一篇回憶文章中總結道：“在舊軍隊中，無論有沒有我們黨的領導，無論黨的工作是強還是弱，如果不經過根本改造，原有的組織形式和思想作風是不可能適應新的革命任務的。而改造這些軍隊的最好方法，必須要有黨的基層組織並與當地的群眾運動相結合，在鬥爭中改造部隊的成分，吸收新鮮血液，鍛鍊和考驗大批幹部，樹立新的軍民關係和官兵關係，使部隊在思想作風上根本改變面目。”《星火燎原》（一），“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十年”徵文編輯委員會編，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版，第15頁。

秋收起義部隊開始時的情況也差不多，同樣是打了敗仗，士氣低落，思想混亂，組織渙散，官兵大批逃亡。正因如此，毛澤東才不得不進行“三灣改編”。“三灣改編”後，部隊各級建立健全了黨的組織，特別是在連隊一級建立起黨支部，開始發揮組織的作用。指揮員透過黨組織發動黨員群眾，有領導、有計劃地做其他官兵的思想工作，對部隊的掌控能力大大提高。曾直接參加了秋收起義和“三灣改編”，並在改編後保留的七個連隊之一擔任黨代表、支部書記的羅榮桓元帥曾深情地回憶道，“三灣改編，實際上是我軍的新生，正是從這時開始，確立了黨對軍隊的領導。當時，如果不是毛澤東同志英明地解決了這個根本性的問題，那麼，這支部隊便不會有政治靈魂，不會有明確的行動綱領，舊式軍隊的習氣，農民的自由散漫作風，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結果即使不被強大的敵人消滅，也只能變成流寇”《星火燎原》（一），“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十年”徵文編輯委員會編，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版，第113頁。。

“三灣改編”確立的領導體制，對初創時期我軍的鞏固和發展具有重大意義。1928年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一文中指出：“黨的組織，現分連支部、營委、團委、軍委四級。連有支部，班有小組。紅軍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66頁。多年後，幾乎所有研究毛澤東的中外學者，都對毛澤東將“支部建在連上”的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