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舉措給予充分肯定。如在西方影響最大的羅斯·特里爾的《毛澤東傳》就寫道：“這樣，黨便由一個抽象的概念轉化成了一個每日都在的實體，黨便來到了夜晚營地的篝火邊，來到了每個戰士的身旁。”

“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2）

作為領導體制上的一種創新，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真正為廣大官兵所接受，也經歷了一個過程。建軍之初，我軍指揮員大都來自舊軍隊，他們雖然傾向革命，願意服從黨的領導，有些本身就是共產黨員，可並不清楚黨究竟應該如何領導軍隊，以及軍事長官與黨的組織是什麼關係，在工作中還是習慣於“長官說了算”。對一切行動聽黨指揮，由黨組織來討論決定軍中重大問題，他們感到不很適應。因而建軍之初，黨對軍隊的領導方式，也就是如何處理黨的各級組織與軍事長官的關係，一直是紅軍領導層內部爭論最多的問題之一。

1929年12月召開的古田會議，是我軍發展由初創走向成熟的里程碑。毛澤東親自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其主要精神之一，就是明確了黨與軍隊的關係，強調黨不僅要管黨員、管政治工作，而且要管軍事、管打仗。“黨對於軍事工作要有積極的注意和討論。一切工作，在黨的討論和決議之後，再經過群眾去執行。”要求各級黨組織要力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黨的領導機關要有正確的指導路線，遇事要拿出辦法，以建立領導的中樞；黨的下級機關和黨員群眾對於上級的指示，要經過詳盡的討論，以求徹底瞭解指示的意義，並決定對它的執行方法；黨的紀律之一是少數服從多數，少數人在自己的意見被否決之後，必須擁護多數人所透過的決議。除必要時得在下一次會議再提出討論外，不得在行動上有任何反對的表示。在軍史上，通常將《古田會議決議》稱為我軍建設的綱領性檔案，原因之一就在於這次會議確立了黨對軍隊的領導方式，構建起我軍的領導體制。

古田會議後，黨指揮槍的原則開始為紅軍各級指戰員所接受，成為我軍建設的根本指導原則，也就是人們常說的“軍魂”。當然，圍繞要不要及如何實現黨對軍隊的領導，後來又經歷了多次鬥爭。例如，長征途中張國燾將紅四方面軍作為資本，自恃人多勢眾，按照“誰有軍隊，有實力，誰就應當領導”的軍閥邏輯，企圖篡奪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權，一度猖狂到另立中央的程度。後來，經過黨內同志的堅決鬥爭，並在共產國際的直接干預下，才解決了紅軍內部的這場危機。總結與張國燾分裂行為鬥爭的經驗教訓，毛澤東明確提出：“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絕不容許槍指揮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547頁。並重申了“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組織原則和紀律。

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及其相關制度，在管理理論上是一種創新。我軍是根據馬克思主義軍事學說組建的，建軍初期借鑑了蘇聯紅軍的許多經驗，如強調黨對紅軍的領導、委派政治委員、建立政治工作制度、注意宣傳鼓動工作等。但毛澤東構建的我軍領導體制，卻與蘇聯紅軍有明顯不同。如我軍實行的是黨委統一的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蘇軍只是在團以上單位設立黨務委員會，專門負責黨務工作，並不領導單位全面建設和業務工作；我軍普遍實行的是軍政雙首長制，蘇軍一直實行一長制，開始是政治委員一長制，後來是軍事首長一長制；我軍明確規定政治機關是黨委的辦事機關，蘇軍的政治機關則是在軍事首長的領導下，指導黨務委員會開展工作，等等。王明路線統治時期，曾試圖否定古田會議確定的領導體制，盲目地照抄蘇軍的做法，一度取消了黨委集體領導，賦予政治委員所謂的最後決定權，結果造成“左”傾錯誤長期得不到糾正、肅反擴大化等嚴重錯誤。

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對我軍的發展壯大有深遠意義。因為，它徹底解決了近代以來“兵為將有”的問題，保證了軍權始終掌握在黨組織手中，使軍隊不再成為個別人謀取私利的工具。從軍史上看，建立起這套制度後，不管是什麼人，採取何種手段，如果不透過正常的組織渠道，都別想調動軍隊的一兵一卒，更別說利用手中的指揮權幹壞事了。歷史上，我軍從來不是鐵板一塊，不用說基層官兵成分比較複雜，在高層領導中，也不乏投機分子或經不住考驗者。從紅軍時代的龔楚、孔荷寵，到抗戰時期的張國燾、何畏，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林彪，離隊、叛逃的情況屢有發生。可他們至多隻能帶走身邊的少數親信，根本無法控制整個部隊。這都是因為“黨指揮槍的原則”發揮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