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隨著近些年網際網路的迅速發展，商業競爭躍上了新的技術平臺。反映到組織建構方面，即要求企業在組織結構和調控方式上更加靈活，更加多樣化。管理者進一步下放權力已成為大勢所趨，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提高企業對市場的反應速度，適應“快魚吃慢魚”的生存環境。權力下放後，反過來對組織的凝聚力、控制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為什麼現代管理學特別關注組織建設，如《基業長青》一書所說，高明的管理者越來越重視“造鐘”，道理就在這裡。

商戰中的上述情況，似乎很像20世紀初的中國社會：“亂世英雄起四方，有槍就是草頭王。”各路梟雄野心勃勃，都想爭霸天下，相互間挖牆腳，爭地盤，打打殺殺，攻城略地。他們時而結盟，稱兄道弟，時而火併，刀兵相見，明爭暗奪，縱橫捭闔，沒有原則，沒有情義，也絲毫不講信譽，唯一真實的就是各自的利益。整個社會像是弱肉強食的叢林，大大小小的野獸到處橫行。

有歷史學家提出，這一亂象起源於曾國藩辦團練。因為在此之前，所有的軍隊都屬於國家，吃的是皇糧，將領由朝廷委派，聽命於中央，即“兵為國有”。而曾國藩透過辦團練組建起來的湘軍，卻是自行招募，自籌糧餉，自主管理，將士只聽命於曾氏集團，即“兵為將有”。受湘軍影響，後來的帶兵者都學會了抓軍權，打個人旗號，培植個人勢力，由此演變為大大小小的軍閥。這一說法有些道理。不過再往前看，每逢亂世，中央政權的權威下降時，軍事將領都會打出自己的旗號，包括“岳家軍”、“戚家軍”等，並由此生髮種種變亂。為有效控制軍隊，防止出現“兵為將有”現象，歷代封建王朝統治者想盡了辦法，包括向各路軍隊派出監軍。所謂監軍，說白了就是監控軍隊的最高統帥。雖然這一做法明顯不符合“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常理，但卻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可見，組織發展壯大後的分權與控制是管理學始終面對的難題。不分權不行，分權後控制不住更不行。究竟採取什麼樣的組織形式和領導體制，才能在二者之間取一平衡，這是組織問題的要害。

曾幾何時，在同一社會土壤上，出現了一支完全新型的軍隊。在建軍宗旨的指引下，它異常團結，異常鞏固，從未出現過嚴重的叛逃現象，無論遇到什麼艱難險阻，都打不垮，拖不爛，最終戰勝了比自己強大得多的對手，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不用說，大家都清楚，它就是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

在軍閥混戰的局面下，毛澤東是怎樣成功地解決了令所有實力派大傷腦筋的組織鞏固問題？研究毛澤東的經驗可以給企業管理者哪些有益的啟示？

筆者認為，毛澤東的訣竅除前面講的加強思想建設，用宗旨凝聚軍心外，再就是獨具特色的組織建設。從組織建設的角度看，毛澤東沒有使用現代管理學關於直線型、職能型、矩陣型、網路型的思考模式，而是從上到下，設定了兩套管理系統：一套是行政指揮系統，這方面與其他組織沒有明顯區別；另一套是黨的工作系統，即從中央軍委到大軍區、軍、師、團以上單位各級黨委，再到營一級的基層黨委、連隊黨支部，最後到排有黨小組，班有黨員。形象地說，毛澤東領導下的軍隊實行的是一種複式管理結構，即在正式組織機構上附加了一層信仰組織。這是毛澤東組織理論最大的特點，是以往管理理論未曾注意並加以研究的地方。毛澤東管理軍隊的秘密，就在這兩套系統及其職能、作用的發揮上。具體說，就是透過堅持一項根本原則，落實三項制度，發揮三個作用，來解決組織設定中活力與控制這一基本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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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1）

毛澤東明確提出：“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絕不允許槍指揮黨。”並重申了“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組織原則和紀律。

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及其相關制度，在管理理論上是一種創新。

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對我軍的發展壯大有深遠意義。這一舉措徹底解決了近代以來“兵為將有”的問題，保證了軍權始終掌握在黨組織手中，使軍隊不再成為個別人謀取私利的工具。從紅軍時代的龔楚、孔荷寵，到抗戰時期的張國燾、何畏，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林彪，離隊、叛逃的情況屢有發生。可他們至多隻能帶走身邊的少數親信，根本無法控制整個部隊。這都是因為“黨指揮槍的原則”發揮了作用。

所謂一項根本原則就是黨指揮槍的原則。這是我軍建設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