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不怎麼樣的鞋子，孤身一人去調查殺人案，監獄裡的瘋子把精液彈到她臉上，參議員認為她偷了自己女兒的珠寶，她知道失敗和被人看輕是什麼滋味。

可是她左手可以一分鐘扣動七十四下扳機，胳膊上的筋脈像金屬絲一樣隆起，捲起袖子去檢驗那些腐敗的死屍，對認為她只是依靠姿色混進來的男人說“請你們出去”。

她曾希望在FBI這個大機構裡得到一席之地，但最後她不再為身份工作，“去他媽的特工吧”，她只為死去的人工作，在心裡想象這些被謀殺的女人，跟她們經歷同樣的侮辱，從刀割一樣的感受裡尋找線索。

人在關口上，常是一些看上去荒唐的事起作用。在演播室開場之前，我很多次想過：“不，這個用塑膠泡沫搭起來的地方可嚇不著史達琳，這姑娘從不害怕。”

我決定自己做策劃和編輯，找找那個抽象的慾望是什麼玩意兒。

每天給各個部委打電話聯絡選題。大老楊看我給外交部打電話聯絡大使被劫案的採訪覺得好笑：“得多無知才能這麼無畏啊。”但居然聯絡成了。錄節目的時候他負責拍攝，衝我默一點頭。我心裡一暖。

我每天上午報三個選題，下午聯絡，晚上錄演播室，凌晨剪輯送審。

就這麼熬著，有個大冬天凌晨兩點，人都走光了，沒人幫我操機，我自己不會，盯著編輯機，心想，我不幹了，天一亮我就跟陳虻打電話，去他的，愛誰誰。我在桌邊坐著，惡狠狠地一直等到七點。電話通了，陳虻開口就問：“今天是不是能交片了？”

我鬼使神差地說：“能。”

我抱著帶子去另一個機房，編到第二天凌晨三四點。大衣鎖在機房了，穿著毛衣一路走到電視臺東門。我是臨時工，沒有進臺證，好心的導播下樓來，從東門口的柵欄縫裡把帶子接過去。回到家電梯沒了，爬上十八樓，剛撲到床上，導播打電話說帶子有問題，要換，我拖著當時受傷的左腳，一級一挪，再爬下去。

大清早已經有人在街上了，兩個小青年，驚喜地指著我，我以為是認出了我。

“瘸子。”他們笑。

淺青色的黎明，風把天刮淨了，幾顆小銀星星，彎刀一樣的月亮，斜釘在天上。

白巖松有天安慰我：“人們聲稱的最美好的歲月其實都是最痛苦的，只是事後回憶起來的時候才那麼幸福。”

節目這麼播了一期又一期，常被轉載，也拿到一些獎，過得寬鬆點兒了。但我說不上來自己的感覺。默多克說，新聞人就是要去人多的地方。但我心裡知道我不愛扎堆。

小時候，我有個外號叫“柴老總”，因為老是“總”著臉，山西話。大人們例行逗孩子取樂，捏個臉啊，親一下，說“笑一個”什麼的，我總面無表情看著對方，弄得很無趣。誰喜歡一個不嘰嘰喳喳的小孩兒呢？

“你不可能是個好新聞人。”有同行直言不諱地對我說。

“什麼是？”

“愛打聽，好傳播。”

是，我本性不是。我每天四處打電話爭取採訪機會，做了很多獨家的選題，但這麼做的目的，只是為了讓領導和同事接受我，讓這件事成為第二天的媒體頭條。我知道什麼樣的題能拿獎和被表揚，可我心裡清清楚楚，這些不是我打心眼兒裡有慾望的題，它們不會觸動我。

有一些選題會讓我心裡一動，有次在報紙邊角上看到一個十三歲的女老師帶著一批艾滋孤兒的事。那時候媒體還沒有接觸過他們。報題會上大家說：“那不是我們的題。”

有一天我看見法學會報告上有一個小數字，雲南省女子監獄裡，暴力重犯的六成是因殺夫入獄，嚇我一跳，想知道這是怎麼了，但報題會上大家說：“這是‘新聞調查’的題。”

……

這樣的時候多了，想起九八年我剛來北京的時候，去一家雜誌實習。編輯對我挺好，讓我做“物種多樣性”的封面選題。我去採訪中科院植物所的人，寫他們研究的困境。編輯看了稿說：“我要的不是這個，你去編譯點兒最前沿的國外材料。”

我說：“可是我覺得國內研究的現狀要提一下啊。”

“說了有用嗎？”

我較勁：“我不知道，但是不說的話肯定沒有。”

“這不是我們雜誌要的，改吧。”

“可是……”

“去改吧。”

……

“你改不改？”

“不改。”

我倆同時把電話掛了。這是我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