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的第一份工作，我丟了它。

有一天，一個小姑娘，我當年在電臺時候的聽眾，從廣院坐了兩個多小時車來我辦公室，進門也不寒暄，挺厲害地問了我一句：“你覺得現在這樣有勁麼？還找得到當初和聽眾之間那種信賴嗎？”

我愣在那兒。她轉身走了。

少年時代，我愛聽臺灣電臺，喜歡那裡的人味兒，想幹這行，一上大學就去電臺兼職，畢業後找領導申請一個放花鼓戲的週末深夜時段，做一檔節目。

他跟我說：“這個節目是沒錢的。”

“也沒加班費。”

“坐車也不能報銷。”

我掩飾住我的狂喜——真的？讓我幹我喜歡乾的，還不用付錢？

節目很簡單，聽眾寫信說他們的事，我不評論，也不回覆，只把選中的信每個字都念出來，姓名日期在我看來都金貴得很。唸完往上一推音樂鍵，我往後一靠，潮乎乎的軟皮耳機裡頭，音樂排山倒海。胳膊枕在播音臺沉甸甸的皮子上，胳膊肘那塊蹭出了深褐色的印子。沉沉的晚上，頭頂一盞小燈烤著，櫟木板和皮革有一種昏黃老熟的味兒，對面玻璃反射這點小光，好像整個世界都窩在裡頭。從第一次坐在這兒，我不興奮，也不擔心，心裡妥當——就這兒了。

時間長了，聽眾說：“把你當成另一個自己。”

現在到了電視臺，做了新聞，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我在工作，賣命地工作，但我是在為製片人、獎金、虛榮心，為我的恐懼而工作。最簡單的東西沒有了，我的心不在腔子裡。

有天，吹著高高的頭髮，化了妝去錄節目，路上碰到一個當年的朋友，看著我，看了一會兒，說：“你可小心，別變成最初你反對的人。”

做了一年多主持人，二〇〇三年二月，白巖松突然把我叫到辦公室，說新疆地震，半個小時後，你去現場。“接接地氣，”他說，“知道為什麼不讓你穿裙子了吧？幹這行得隨時準備出發。”

新疆大地震，我們坐伊爾七六軍用運輸機去喀什。機艙裡開進三輛大卡車，放了十幾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