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坐著，架鳥的、下棋釣魚的、踢毽子的、吃爆肚的……都沒了，四下無人，大湖荒涼，熱鬧的市井之地難得聞到這青腥野蠻的潮氣。遠遠聽見琴聲，順聲望，只一位穿藍布衫的老人，坐在斑駁剝落的硃紅亭子裡，膝上一塊灰布，對著湖拉胡琴，琴聲有千災萬劫裡的一點從容。我們聽了很久，一直到暮色四合。

這期節目叫“非典阻擊戰”。播的時候，我們幾個人坐在賓館房間看，只看了前面的十分鐘，就都埋頭接電話和簡訊。在那之前，我還真不知道我在這世界上認識這麼多人，那期節目的收視率是百分之五點七四，意思是超過七千萬人在看。那時候才知道電視的陣勢真大，簡訊裡有個不認識的號碼，說：“要是你感染了，我能不能娶你？”

一瞬間確實一閃念，要是現在死了，總算不會渾身散發著失敗的腐味兒。

小鵬看了一會兒手機，沒理解為什麼輿論會有這麼大反應，抬起頭說：“咱這不就一恪盡職守麼？”

陳虻也給我打了個電話，沒表揚，也沒罵我：“送你一句話——只問耕耘，不問收穫。”

我父母在山西，不知道我去病房的事情，我媽學校停課，正在鄰居家打麻將，一看見片子，手停了。鄰居說我媽哭了。但她沒跟我說。她不是那種碰到事多愁善感的人，就問了我一句：“你接下去做什麼？”

接下去，我要去人民醫院，因為心裡一直沒放下那個叫“天井”的地方。四月二十二號，我在那裡看到病人從頭到尾蓋著白布推出來。兩天之後，我們的車又經過那裡。這個有八十五年曆史的三級甲等醫院剛剛宣佈整體隔離。

黃色的隔離線之後，有三個護士，坐在空空蕩蕩的臺階上。她們手裡拿著藍色護士帽，長長的頭髮剛洗過，在下午的太陽底下曬著。相互也不說話，就是坐著，偶爾用手梳一下搭在胸前的頭髮。

車在醫院門口停了十分鐘，小鵬遠遠地拿DV對著她們。

人類與非典最大也最艱苦的一場遭遇戰就發生在這裡。從四月五號開始，陸續有二百二十二人感染，包括九十三位醫護人員，有將近一半的科室被汙染。門診大樓北側的急診科是當時疫情最重的地方，天井就在這裡。我不明白這家醫院怎麼會有這麼多人感染，但我知道應該跟上次拍轉運的那二十九個人有關係，我得知道這是為什麼。沒人要我做這個節目，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出來，能不能播。但我不管那麼多，心裡就剩了一個念頭，我必須知道。

到那個時候，我才知道什麼是陳虻說的“慾望”。

採訪中，急診科主任朱繼紅告訴我，當時這二十九個病人都是非典病人，世界衛生組織檢查的時候，他們曾被裝在救護車上在北京城裡轉。

九年後，再看二〇〇三年對他的採訪，那時候我還不能明白這個人為什麼說話語速那麼慢，臉上一點表情都沒有。現在我理解了，那是沉痛。

我用了很長時間說服他接受採訪。我說：“你不用作什麼判斷和結論，只要描述你看到、聽到、感覺到的，就可以了。”

在電話裡，他沉默了一下說：“回憶太痛苦了。”

“是，”我說，“但痛苦也是一種清洗，是對犧牲的人的告慰。”

朱繼紅帶我走進急診室門廊，他俯下身，開啟鏈子鎖，推開門，在右手牆上按一下，燈管怔一下，亮了。慘白的光，大概普通教室那麼大的空間，藍色的輸液椅套上全是印的白字：四月十七日，週四；四月十七日，週四……

每個床上都是拱起的凌亂的被褥，有些從床上扯到地上，椅子翻倒在地，四腳朝天，那是逃命的撤退。

這就是我之前聽說的天井。四周樓群間的一塊空地，一個樓與樓之間的天井，加個蓋，就成了個完全封閉的空間，成了輸液室，發熱的病人都集中到這裡來輸液。二十七張床幾乎完全挨在一起，中間只有一隻拳頭的距離。白天也完全靠燈光，沒有通風，沒有窗，只有一箇中央空調的排氣口，這個排氣口把病菌傳到各處。

病歷胡亂地堆在桌上，像小山一樣，已經發黃髮脆。我猶豫了一秒鐘。朱繼紅幾乎是悽然地一笑，說：“我來吧。”病例被翻開，上面寫的都是“肺炎”。他指給我看牆上的黑板，上面寫了二十二個人的名字，其中十九個後面都用白粉筆寫著：肺炎、肺炎、肺炎……

“實際上都是SARS。”他說。

病人不知道。

“那些不知情的因為別的病來打點滴的人呢？”

“沒有辦法，都在這兒漚著。”

如果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