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有什麼粉末已經沾在身上，鼻孔裡嘴裡嗆得都是，但誰也不說，好像不說就是一種保護。

臺裡給了我們五個免疫球蛋白針指標，這在當時極稀缺，是當保命的針來打的，但司機周師傅不是本臺職工，沒有指標，這五針被安排到當晚八點打，過後失效。

這是二〇〇三年，春夏之交，北京。（CFP圖片）

“要麼六個都去，要麼都不去。”我們打各個電話爭取，但臺裡也協調不了。

錄音劉昶一邊聽著，說了句：“別球爭了。”七點半，他把門一鎖，不出來了，敲也不開。陳威跟他多年好友，扯了扯我：“走吧，這樣他安心。”

我們五個回來的時候，他正泡好功夫茶等著，一邊給他的錄音杆弄土法消毒——罩個女式黑絲襪在杆頭的絨上，一根菸斜銜在嘴角，眼睛在煙霧裡眯起來：“沒事兒，該死屌朝上。”

第二天在醫院裡碰到個女病人，舉著自己的吊瓶，看陳威拿鏡頭對著她，轉頭跟身邊醫生說：“再拍，再拍我把口罩摘下來親丫的。”我們哈哈大笑。

“九·一一”後不久，美國人就開始做娛樂脫口秀，一邊捶著桌子忍住眼淚，一邊繼續說笑話。我當時不太明白，現在理解了，人們還能笑的時候，是不容易被打敗的。

我們待在急救中心，攝像小鵬每天去找漂亮的護士消毒。他最喜歡一個叫“鋼絲眼”的，因為那姑娘戴著口罩，眼睛又大又亮，睫毛漆黑像一線鋼絲。他老站在遠處瞄著，又不好意思近前。鋼絲眼呵斥他：“過來！消毒！”

他說：“我不怕死。”

鋼絲眼冷笑一聲：“不怕死的多了，前幾天我拉的那兩個比你還不怕呢，已經死了。”

他立刻湊過去了：“多給點兒。”

鋼絲眼白他一眼，咕咚咕咚給他倒消毒液。

“要不要頭上也來點兒？”他嬉皮笑臉指著自己的光頭。

姑娘拿起就倒。

他服了。

混在他們當中，我迅速變得粗野了，車在空無一人的長安街上，他們遞給我根糙煙，說抽一根能防非典。工作完找地方吃飯，飯館大都關了，就一家湖南小館子彪悍地開著，幾個服務員大紅襖小綠褲，閒來無客在門口空地上掄大繩鑽圈，見我們車來，一笑收繩，上幾鍋最辣的乾鍋驢肉，顫巍巍地堆成尖兒。多要一碗白蒜片，一碗紅辣椒圈兒，一碗碧綠的蒜苗段，齊投進去，滾燙得直濺猩紅的泡，往米飯裡澆一大勺，再拿冰礦泉水一浸，把頭栽進去吃，幾隻光頭上全是斗大光亮的汗珠，跟服務員說：“給我一萬張餐巾紙。”

他們吃完一鍋，也給我倒一杯白酒放著，講在新疆拍日全食，天地烏黑，只剩太陽中心鮮紅一點，像鑽石一樣亮。小鵬說他把機器往戈壁上一扔，放聲大哭。他就是這麼個人，拍人物採訪時，常是大特寫，有時鏡頭裡只剩一雙眼睛：“看這人的眼睛，就知道真不真誠。”

我說不上的跟這些人親。

我們拍過的從人民醫院轉運的一部分病人，在首都醫科大學附屬佑安醫院治療，我們去採訪時已經可以正式進病房拍攝了，一位大姐半躺在床上，看我蒙面進來的身形，邊喘邊笑：“中央臺怎麼派個小娃娃來了？”

我也笑：“把臉遮住就是顯年輕。”

問她現在想得最多的是什麼，她看外頭：“要是好了，真想能放一次風箏。”

小鵬的鏡頭，跟著她的視線搖出窗外。五月天，正是城春草木深。

出了門，我問主治的孟醫生：“她情況怎麼樣？”女醫生四十多歲，笑起來像春風，沒直接答：“一個病人來了之後晚上從來不睡，總張眼睛坐著，怕睡著了就死了。再這麼著就垮了。我說給我三天，我一定讓你好。”

天塌地垮，人只能依靠人，平日生活裡見不著、不注意的人。這個病區裡的人，連帶我們這幾位蠻漢，看著孟醫生的眼神，都帶點孩子式的仰賴。告別時她對我說了句：“醫生要讓人活著，自己得有犧牲的準備。”

“你有麼？”

“我有。”她為我們拉開了玻璃門。

在空地上收拾傢伙的時候，天賀拿只小DV，突然問我：“你害怕非典嗎？”

“我不怕它，我憎恨它。”我掉頭就走。

從醫院出來，五月玫瑰色的晚霞裡，看著溼黑的老榆樹，心想，樹怎麼長得這麼好看呢？晚上用小音箱聽鋼琴，這東西怎麼能這麼好聽呢？走在路上，對破爛房子都多看兩眼。

幹完活，無處可去，我們幾個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