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保重身體，來日方長。”

他臉上的肉都在抖，但他笑著說，好。

獄警押著他，轉身走了。走到十兒米快要拐角的地方，一聲尖利的哀號傳來，我扭頭看，他兩隻手被銬著，不能擦淚，只能仰頭向天，號啕痛哭，那是從胸腔裡爆炸出來的哭聲。已經看不見他了，監獄曲折的走廊盡是回聲。

回來後，我們趕了一天一夜的片子。審片的時候，還來不及配音，老郝拿著稿子對著畫面念解說。

有一段是我採訪他：“你後悔嗎？”

“我不後悔。”他說，“因為我付出過。”

“你還相信法律嗎？”

“不。”他說，“我信仰法律。”底下該是解說了，但沒有聲音，我轉頭看老郝，她拿紙遮住臉剋制著。張潔和我也紅了眼睛。袁總看了我們三個一會兒，對張潔說：“你做了這麼多年新聞，還是這麼感性麼？”

轉回頭對著螢幕：“往下看。”

片子說到農民為反映徵地問題，靜坐的時候被抓了十幾個人。

“沒有證據表明他們危害到了社會公共秩序，為什麼要抓人呢？”我問公安局長。

“我們預見到了，所以它沒有發生。”公安局長說。

我問他：“沒有發生為什麼要抓人呢？”

他說：“為了穩定。”

“可是穩定的前提不是法治秩序嗎？”

對方沉默，這個段落結束。

袁總說“停。”轉頭對我說：“你應該再往下問這樣的結果能帶來穩定嗎？”

有一天晚上，郝勁松給我打電話，說他有點沮喪。

我給他講了這件事，說：“你是這個人的榜樣。”我差點脫口而出“你沒有權利放棄”，頓了一下，這個想法是錯的，他當然有權利放棄，正義是自己內心對自己的期許，不是用來脅迫人的，我改口成“你判斷要不要放棄”。

之後不久，他去了上海，成為上海黑車釣魚執法案的公民代理人。我又一次採訪他，節目中提到了他向鐵道部提起法律訴訟的往事。沒多久，採訪時任鐵道部新聞發言人的王勇平，車上他的同事問我：“你們為什麼要採訪這麼個刺頭，他是反政府吧？”

我說：“他挺較勁，也許也有虛榮心，不過我沒覺得他是反政府。他談的都是法律問題，您要覺得他談的不對，可以在這個層面上批駁他。”

坐在車前座的王勇平轉過頭說：“他是剌頭，但是我們的社會需要這樣的人。”

我採訪過一個政府官員，他在當地拆遷時，拿一個小馬紮，坐在居民樓下，坐了十幾天，兩邊煎熬，費盡唇舌為居民去爭取哪怕多一點點的利益。

“這是個公共用地拆遷，從現行法律來說，你可以貼一張告示就拆，為什麼你沒有這麼做？”我問。他想了想，說“因為如果有一天我的房子被拆，我也是一個老百姓。”

一九四六年，胡適在北大的演講中說：“你們要爭獨立，不要爭自由。”

我初看不明白。

他解釋：“你們說要爭自由，自由是針對外面朿縛而言的，獨立是你們自己的事，給你自由而不獨立，仍是奴隸。獨立要不盲從，不受欺騙，不依賴門戶，不依賴別人，這就是獨立的精神。”

北京郊區曾經發生過政府與居民的劇烈衝突，這裡要建亞洲最大的垃圾焚燒廠，居民認為一定會產生嚴重汙染，雙方座談時，臉都扭到一邊，“劍拔弩張”。

“溝通不可能麼？”我問。

居民代表黃小山說：“政府就要建，我們就不讓建。不管是誰，總說這個‘就’字，‘就’要怎麼怎麼著，那就沒任何調和餘地了。”

他組織居民舉牌子在博覽會門口示威，站在第一排，他頭髮是朋克式的，兩邊禿著，頭上一叢染得像個雞冠花，很好認。他聽見警察悠悠地說“就是那個黃毛”，他在雨裡渾身都抖，“不知道激動還是害怕”。在裡面待了一夜，出來他換種方式，把“論垃圾為什麼不能焚燒”的材料不停向各級政府遞交，電視臺組織辯論場場到。

政府的專家在辯論賽上認識他之後，請他參加去日本的考察團，“這個人，路上見著姑娘漂亮就使勁看，目不轉睛。他很真誠，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高興的時候就罵。‘真’的人好交往，沒有偏激和成見。”

日本國土面積小，百分之九十的垃圾靠焚燒，東京的廠子就建在市中心，進去參觀要換拖鞋，他看明白了，垃圾焚燒的技術百年來已經很穩定，“重要的不是燒不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