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親吻和擁抱。”他鼓起勇氣說，聲音小小的。

沒有人告訴他什麼是安全的，怎麼避免危險，就算他知道，他說也不敢把安全套帶在身邊，怕別人發現。

“安全套對國人來說意味著性而不是安全。”公開同性戀身份的北京電影學院老師崔子恩說。

採訪結束的時候，張北川送了我們每人十個安全套和一本宣傳冊。我當時提的是一個敞口的包，沒有拉鎖。到了吃飯的地方，沒有地方放包，我把它放在椅子上用背靠著，身體緊張地壓了又壓。結果服務員經過時一蹭，這隻可惡的包就掉在地上了。

全餐廳的人，都看到很多小方塊的安全套從一個女人的包裡滾落到地上。

所有人都盯著看，張北川俯下身，一隻一隻，慢慢地把它們撿起來，就好像他撿的不過是根筷子。

我問張北川：“我們的社會為什麼不接納同性戀者？”

他說：“因為我們的性文化裡，把生育當作性的目的，把無知當純潔，把愚昧當德行，把偏見當原則。”

他前前後後調查過一千一百名男同性戀。他們百分之七十七感到極度痛苦，百分之三十四有過強烈的自殺念頭，百分之十自殺未遂，百分之三十八的人遭到過侮辱、性騷擾、毆打、敲詐勒索、批判和處分等傷害。

“每年自殺的那些同性戀者，他們就是心理上的艾滋病患者，心理上的絕症患者。這個絕症是誰給他的？不是艾滋病毒給他的，是社會給他的。”崔子恩說。

我問：“有一些東西對同性戀者來說比生命還要重要麼？”

“對。”

“是什麼？”

“愛情、自由，公開表達自己身份的空氣、空間。”

“假如不能提供呢？”

“不能夠提供，這種壓制，這種痛苦、絕望就會一直持續下去，就成為社會的一個永遠解決不了的痼疾。”

拍攝的時候，男同事們都很職業，對採訪物件很客氣，但與往常不同，一句不多說，吃飯的時候也一句議論都沒有。

我跟老範私下不免猜測他們怎麼想的，他們都笑而不答。小宏說起當年遇到過一個同性騷擾，“那個感覺……”他這樣的老好人也皺了下眉頭。我說我在電臺工作時同事說對面有人拿望遠鏡在看我，一抬頭，那人從對面樓視窗閃開了。我下樓吃飯，又是這個人，閃到花叢背後，是個短髮女人。我也有不適感，不是因為她是女性，而是被窺伺之感。一個人對性和愛的態度“不在於男男、女女、男女”，只在於這個人本身。

我採訪那對男性情侶的時候，兩位男性手握手，談了很久，餘光看到小宏和老範正在一邊傳紙條。我以為他是反感這兩人，聽不下去採訪。後來，他把小紙條抄在電腦裡發給我：

範：你現在怎麼理解男同性戀呢？

宏：我不相信快感之於同性和異性之間有什麼差異，一樣的慾望。

範：我和柴昨天晚上也還討論來著。但有一點仍然是堅持的，性應該是有美感的。過於放縱與揮霍的性多少讓人覺得有些猥褻。完全脫離了愛，豈不是又退化成了動物？

宏：同意你們的觀點。當飢渴都解決不了，又何談精神上的詩意？歸根結底。沒有一個寬容的制度可以海納五光十色的生存狀態。讓人自由地愛吧，愈自由愈純潔。

錄製節目時，大瑋堅持要以本來面目面對鏡頭，這讓我很意外。我們的習慣是用隱身的方式來保護這樣的採訪物件，他是同性戀，也是艾滋感染者，我認為他需要保護。

“不，我不需要。”他說。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我認為他太年輕了，“你知道自己會付出的代價嗎？”

“知道。”他很肯定。

“那你為什麼一定不用保護性的畫面處理呢？”

他的眼睛直視鏡頭，笑容爽朗：“因為我想告訴大家，我是個同性戀，我想和每個人快樂地生活在一起，我想得到真愛。”

是，這並無羞恥。

翼飛是舞者，採訪間隙李季拍他跳舞，他面部需要保護，只能拍影子。

投射在牆上的巨大剪影，變形，誇張，用力跳起，又被重力狠狠扯下。現場沒有裝置，放不了音樂，他只是聽著心裡的節奏在跳。

老範在節目最後用的就是這一段舞蹈，她配上了張國榮的《我》，那是他在公開自己的同性戀身份後的演唱：

I　AM　WHAT　I　AM

我永遠都愛這樣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