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痛苦，”他說，“對痛苦的思考才是財富。”

我拐了個彎，去京門大廈的機房找老彭訴苦。

當年評論部有幾大牛人。他是其中之二，被女同事叫“電視牲口”，有次編片子，十天十夜，吃住在辦公室，不洗不梳，屋子裡的味兒進不去人。當年，在羅布泊的小河墓地遺址，他扛著四十公斤重的機器和給養在沙漠中走，每天一瓶水，吃一塊幹饢。零下三十八度的天氣只有一條睡袋。回來吃火鍋的時候跟我們說，睡在千年古墓群裡，半夜被凍醒了，伸手摸到一根紅柳扔進火堆，睡眼惺忪中忽然看到滿天星斗。

老彭靠著滿牆帶子抽菸鬥，見我進來，多燙一隻杯子泡茶，看都不看我，“怎麼啦？”

我嘟嘟囔囔地說領導不讓諷刺壞人，以為他會支援我，但他說：“我早想罵你了，沙塵暴那期節目，鏡頭裡你跟著人家走到苦水井口，剛站下就開口問：這水能喝麼？”

我說這怎麼了。

他小細眼從黑框眼鏡上方瞪我：“你爸不是中醫麼，中醫講望聞問切，你急什麼？江湖的事不是非要人性命不可。你能不能先看一看，聞一聞，聽聽水聲，讓鏡頭裡的氣淌一淌，再問？”

我沒話可說，端起桌上那隻青釉的日本瓷杯準備喝，他“唉”一聲，伸過手把杯裡第一遍泡的茶倒了，換上九四年的普洱，“這樣喝茶你的舌頭才喝得出薄厚。”

“新聞調查”的同事小莊有句話：“電視節目習慣把一個人塑造為好人，另一個是壞人，實際上這個世界上沒有好人和壞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壞事的人。”

小時候看電影，人物出場，小朋友們坐在一地瓜子皮裡，最愛問的是：“好人壞人？”衝鋒號一吹響，立刻熱淚盈眶，對壞人咬牙切齒。

我以為自己不喜歡這模式，實際上除了這個模式，我也不太會別的。

張潔給了我選題的權力，有些題目他想讓我採訪，但我選擇不做，認為有些採訪物件臭名昭著，想離他們遠點兒。張潔這人寬容，看我一副神色毅然的樣子，就作罷。

《鳳凰週刊》主編師永剛是我的朋友，說起這事含蓄地提醒我：“新聞記者有責任去記錄持任何一種觀點的人，評判是觀看者自己的事。”我轉著手裡杯子笑而不語，心想，各有各趣味。

那幾年我做節目的趣味是猛題，烈度高，對抗強，要像銅豆大雨，規模大，氣勢強，大地為之顫動。

阿文被戒毒所賣去賣淫一案，一進辦公室，所長拎起暖瓶說“我出去打點熱水”，我伸手挽了他一下“不必了”，手指下他胳膊肌肉僵得像鐵。

他聲稱對所有賣人的交易不知情。

“我可以證明你說的都是假話。”同去的記者趙世龍拿支鉛筆指著他。

“我不認識他，”所長轉向我，脖子上靜脈突突跳動，“絕對沒見。”

“你撒謊。”趙世龍半探起身子，“我假扮成人販子就是跟你交易的，有照片為證。”

壞人暴露，我覺得任務完成了。

節目播出後，一家報紙的英文版要轉載此事，編輯給小項打電話問有關細節：“戒毒所從什麼時候開始販賣戒毒女的？前後有多少人被賣？這些人都來自何處？戒毒所販賣人口的非法收入有多少？這些錢都到哪裡去了？這個所的主管單位是誰？為什麼沒有采訪他們？……”

小項說：“哥們，你提的問題太重要了，我們也特別想知道啊，但有些問題我們確實沒有能力回答。”組織者、戒毒所裡的管教當時在警方控制下無法見到，戒毒所販賣戒毒女的賬冊、放人單等重要證據被焚燒拍不到，小項說得很坦率，就算有千條萬條原因，但“從專業角度這個節目算是失敗的。只有一個影象被處理的戒毒女的控訴，一個影象和聲音均被處理的知情人的‘洩密’，一個臥底記者，一場激烈的對質與抵賴。‘新聞調查’一以貫之的準確、深刻、平衡原則在這個節目中並不能完全體現”。

雨過地皮溼，沒滲人土壤，也不觸及根鬚，龜裂土地上，再強烈的震顫稍後就不見蹤影，懲辦完個別人，戒毒所換個牌子，我已經轉頭做另一期節目了。

不過我覺得這沒辦法，處身的環境決定如此，就像小項說的：“一個飢餓的人，趕緊吃上一頓肉就能活命，這時候你不可能也做不到膾不厭細，只能端上一碗顫巍巍的紅燒肉。”

我認為只要掌握的事實並無錯漏即可，法拉奇比我激烈多了，而且CBS的著名主播丹·拉瑟說過：“電視就是瞬間，要有戲劇性。”他出道就以挑戰尼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