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給我倒杯熱水。

汪汪坐在電腦前查資料。我從不帶筆，一輩子丟三落四，一邊吃飯一邊左顧右盼，想找個筆在紙上劃一下。她背對著我，眼睛盯著螢幕，看都不看我一眼，一隻手把筆送到我面前。

她後來在信裡寫：“你有點驚訝，我理所當然。十幾平米的小屋，我們都擠在一起，彼此一舉一動不用眼睛看，用心就能知道。”

過了四年，她才告訴我，那個在留言裡寫“你觀察兩會，我觀察你”的人，就是她。

做了這麼多年兩會，我才開始想最簡單的問題：“代表是誰？代表誰？兩會是要幹嘛？”有人說：“開了這麼多年會了，還需要問這麼簡單的問題？”我說：“不信咱們問問自己。我是誰？中央臺是幹嘛的？我們到底要做什麼？”

第十章　真相常流失於涕淚交加中

二〇〇四年，我在福建農村採訪拆遷。

圍攏的農民越來越多，人多嘴雜聽不太清，我索性站起身問：“你們當時同意這個拆遷方案嗎？”

“不同意！”居首一位農民說。接著大家紛紛喊起來：“不同意！不同意！”

我說：“不同意的人請舉一下手。”

呼啦啦全部的人都把手舉起來，老人家的手攥成了拳頭，喊：“我！我！”

我覺得這個鏡頭很有張力，也足夠說明問題。晚上工作完，攝像李季在飯桌上提醒我，採訪最好不要用這個方式，可以約幾個人坐下來問，比較從容地陳述，拿出證據。人們圍攏的時候，表達的很可能只是一種情緒。

我沒說話，不完全聽得進去——農民利益受損這麼大，上訪無果，碰到媒體都不能表達一下嗎？再說了，有情緒也是現實。

幾個月後，在福建採訪一家藥業的負責人，兩位工人因為搶修排汙管死亡，輿論懷疑死亡與遮掩汙染有關，環保局承認受到壓力無法調查此事，我們沒有偵查取證的權力，疑問再多，對方都可以否認，“沒有”、“不存在”。像我第一次做對抗性採訪時一樣窘。

我想起有次看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新聞節目“60分鐘”，記者萊斯利採訪前任副總統戈爾，萊斯利問他：“你還會復出競選總統麼？”

戈爾一直打哈哈繞圈子，八分鐘，眼看這採訪要失敗了。

忽然她問：“戈爾先生，您還會留鬍子嗎？”

戈爾愣了一下，繼續支吾。

她一笑，收住了，全片結束——那一笑就是“看，政客”。

我大概模仿了這個採訪。我們坐在廠子的辦公室裡，刺鼻的二氧化硫味道，攝像師拿領子掩著鼻子，我問這位老總：“工廠的排汙是達標的嗎？”

“是。”

“有沒有非法排汙？”

“沒有。”

“那我們在這兒聞到的強烈味道是什麼？”

“我沒有聞到什麼味道。”

“您是說您聞不到？”我靠著椅背，歪著頭，挑了一下眉毛。

他的臉抽了一下：“我的鼻子，嗯，沒有您那樣靈敏。”

我笑了一下，節目結束。

事後大家都對這個結尾印象深刻，說真銳利。

我有點得意。

莊主任審這個片子，看完對我說了一句話：“要疑問，不要質問。”

這點諷刺之意都不能流露嗎？我問他：“可是怎麼對得起那些死去的人呢？”

“記者提供的是事實，不是情緒。”他說的跟李季一樣。

一出門，在南院碰上陳虻，沒躲得及。平日我臉上只要有任何異樣，他都會批評我——你要是看上去挺高興，他就會找你談談，覺得你“最近肯定沒思考”。但要是不高興，你試試？

“怎麼啦？”果然。

我剛說了個頭兒。

他就評論：“你的問題是你總是太投人了，熱愛就會誇張，感情就會變形，就沒辦法真實地認識事物了。”

“都像你那樣……”我帶著情緒衝口而出。

“像我怎麼樣？”

“像你那樣老於世故。”

“你如果對這兒不滿意，你可以去CNN，或者你當自由撰稿人。”他火了，“你要在這兒就得……”

我打斷他：“像你這樣無動於衷？”

又談崩了。

每次跟陳虻吵完，倒都是他給我打電話，不安慰我，也不生氣，只是繼續跟我講。

“痛苦是財富，這話是扯淡。姑娘，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