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了我一下。

這位說：“我最反感拿悲壯的感情開玩笑了。”

那位慢悠悠地說：“是麼，什麼東西是神聖到不能開玩笑的呢？”又刺激了我一下。

賀衛方豆瓣小組關閉後，有位前輩寫過一篇長長的部落格紀念它，讚美它，文章下面的留言裡，有一個署名是這個小組組長的人，他說：“我們的小組裡有一部分文章是有建設性的，並不像您說的那樣篇篇都是。”這人最後寫道：“不要因為一樣東西死去就神話它。”

這話硬而清脆，像銀針落地。

也是在這一年，丹·拉瑟從CBS辭職。

二〇〇四年美國總統大選前兩個月，丹·拉瑟在主持“晚間新聞”時引用了一份一九七二到一九七三年的空軍備忘錄，暗示布什家族曾偽造小布什的服役記錄。

輿論大譁，但最終檔案的提供者承認他誤導了CBS，丹·拉瑟不得不離開“晚間新聞”，重回“60分鐘”當記者，二〇〇六年，他最終離開了工作四十四年的CBS。

我通體寒意——一條新聞有多人把關，為什麼是主播辭職？新聞釋出會上美國同行說：“如果這個節目得當年的皮博迪獎，領獎的也是你丹·拉瑟，不是別人。這條新聞惹了麻煩，承擔責任的，也必須是你。”

丹·拉瑟說：“質問當權者是我一直的努力，我認為事實本身是存在的。”

我看到“質問”二字，心裡咯噔一下。

美國媒體評論說，喜歡挑戰權威的嗜好和對“調查性報道”的狂熱，使丹·拉瑟在這次失誤中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我寫了一篇文章，叫《話語權的另一半》，寫到了對華僑公司那次採訪：“我們也許沒有機會採訪被指證方，但是有沒有對自己獲知的一方資訊存疑？能不能站在對方立場上向報料人發問？有沒有窮盡各種技術要素，體現出儘可能去尋找對對方有利證據的傾向？‘做不到’，只是一個技術問題。‘不必做’，卻是一個以暴制暴的思維模式。”部落格裡引了小莊那句話：“一個節目裡應該沒有好人和壞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壞事的人。”

底下有位讀者跟了一句：“過去你覺得只有好人壞人，現在只有好事壞事，將來只有有事無事。”

哎。

福建三明殘聯為當地老年人安排免費白內障手術，手術外包給一個沒有執照的醫生，發生醫療事故，導致多人失去視力。我們去前，已經有很多報道，我採訪殘聯負責人，四十多歲，採訪了一個多小時，結束後她哭了。

我有點意外，以為怎麼著她了。

她說：“之前從來沒存人願意聽我把話說完。”

我和老郝對望一眼，沒想到是這個反應：

人性的好惡不可避免，去做免費手術的老人都貧窮，坐我對面，穿著帶破洞的舊解放鞋，吃飯只能一勺一勺抖抖索索喂在嘴裡，青布衣襟上掉著米粒。面對這樣的人不可能沒有同情。面對造成這個結果的人，也不可能沒有憤怒。

只是如果她沒說完這一個多小時，沒法知道手術的晶體是怎麼購買的，怎麼出的質量問題，醫生從哪裡來，定點醫院為什麼會承包給一個沒有執照的人，誰給殘聯佈置的非完成不可的“復明工程”的指標……這個人的背後，隱而未見的複雜因果如同大網，鋪向無邊。

我依然尊敬並學習法拉奇和安娜，但也開始重新思量採訪，她們甘冒槍林彈雨，為一次採訪可以傾注生命，性烈如火，同情心極深，但也容易將世界分為掌權者與被侮辱者，將歷史的發生歸功或歸罪於某一個人，容易將好惡凌駕於事實之上。

法拉奇在“九一一”之後寫《憤怒與豪》，說自己“哭了六天六夜”寫下這本書——那不是報道，甚至不是文學，用她的話說是“訓誡書”，這篇檄文裡用的都是“壞蛋”、“強姦犯”、“蛆蟲”這樣的字眼。

淚水和憤怒是人之常情，但我慢慢覺得公眾對記者這個職業的要求是揭示這個世界，不是揮舞拳頭站在什麼東西的對面。

我到莫斯科。海關排了兩個小時都不放行，排在最前面的人從箱子裡翻出兒盒人參，遞給邊檢小姐，她一笑，熟練地在椅子上一擰身。彎身放進櫃檯下，每人效仿，蓋章放行。機場巴士的玻璃是碎的，但可以清楚地看到路邊建築物外牆上鮮紅淋漓的大字：AMERICAN　GO　AWAY！車上的俄羅斯記者說，光頭黨有五萬人，命為民族計程車兵，攻擊不是斯拉夫面孔的外國人，認為他們搶奪了自己的資源：在酒店門口，下車的人群忽然停下來了。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