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終於贏了。法官認為報道個別地方與現實有出人，但並非嚴重失實，他的判決是：“只要新聞報道的內容，有在採訪者當時以一般人的認識能力判斷，認為是可以合理相信為事實的訊息來源支撐，不是道聽途說或是捏造的，那麼，新聞機構就獲得了法律所賦予的關於事實方面的豁免權。”

我問他：“您希望觀眾怎麼來理解您這個判決？”

“這個社會對媒體的容忍有多大，這個社會進步就有多大，一個文明、民主、法治的社會是需要傳媒監督的。”

我心頭一熱。

採訪華僑公司老總時，他說服從法律判決，也可以接受媒體的“豁免權”，但他說有一個疑問：“你也是做記者的，你說說，只聽了一方的言論，沒有另外一方的言論，那怎麼可能是一個公正的新聞呢？”我問過當時雜誌社總編為什麼不採訪華僑公司。他說：“大多數批評報道，無論你怎麼徵求意見，結果都是一樣。材料比較可作為證據，那就不必再把各種不同的意見全部都反映出來。”

《中國改革》被起訴時，多家媒體對這件事的報道，也只有對雜誌社的採訪，沒有華僑公司的聲音。

大機構在當下往往能決定一篇報道的存廢，媒體當然有警惕，有同仇敵愾之心，我也是記者，聽到總編拒絕交出線人來換取調解，說：“我不能放棄我的職業道德，讓我下獄我就下獄。”會感到熱血激沸。

但還是有一個小小的疑問，在採訪中浮了出來，我把它按下去，又浮出來——“給每一方說話的機會”，這不是我們自己鼓呼的價值觀嗎？如果實在不能採訪，要不要引用一些有利於他們的證據或背景？很本能地，我想，強力者剝奪別人的發言權，當他們的發言權也被剝奪的時候，就是對他們的懲罰，懲罰就是一種約束。

但我又想：“這樣一來，我們和當初壓制打擊舉報職工的華僑公司又有什麼本質區別呢？”

我勸說自己“我們是正義的”。

可是，正義好像沒什麼放諸四海而皆同的標準，不管我做什麼節目，我部落格底下總有人留言自稱正義，說“凡CCTV贊成的，我必反對”。還有次與一位美國同行談到中國內地的一個問題，他下了一個絕對的判斷，我說我去過那個地方，瞭解到的情況有些不一樣。

他打斷我：“中國根本沒有真正的記者。”

“真正的記者首先要給對方說話的機會。”我說。

“你們是沒有信譽的一方。”

談不下去了。

二〇〇六年，四十八歲的安娜·波莉特科夫斯卡婭被暗殺。四年之前，我在電視上看到這位女記者進人七百多人質被綁架的莫斯科劇院，充滿敬佩。車臣綁匪要求她充當與政府之間的調停人，綁匪信任她，因為她在報道中一再公開批評普京的決策給車臣造成的痛苦。

她的死亡原因至今仍有爭議，普京和車臣武裝都被懷疑。去世前不久，車臣武裝的負責人巴薩耶夫曾約她採訪自己，她拒絕了，說在人質事件後，“我已經沒有任何可與他談的，這世上沒有英雄，只有受苦受難的人民”。

她是十五年來，這個國家第四十三個被暗殺的記者。當時我寫了一篇部落格：“殺害記者的人是想讓人們恐懼——為需要真相和想要思考而感到恐懼。”有張照片是一位老婦人把白玫瑰放在她遺像面前。我寫道：“俄羅斯的人民用花朵紀念她，這個世界上有一種力量，比什麼都柔弱，但比恐懼更強大。”

我被這支玫瑰深深打動。

後來遇到美國政治學者Ann，她在莫斯科待了十六年。我以欽敬口吻談起安娜，Ann遲疑了一下，說：“我為安娜難過，但我並不讚賞她的報道。”

“為什麼？”我有點意外。

“因為她的報道中觀點太多，”她說，“她總是站在她認為的弱者一方簡單地批評。”

我說安娜說她的原則就是“批評是記者唯一的語言”。

她搖頭：“這樣的報道很難客觀。”

我認為她是美國人，不理解俄羅斯的記者要承受什麼，“她是在一個那樣的環境下，常常被迫害的人很難避免……”

她說：“但這樣慢慢會變成你本來反對的人。”

她的話有道理，但我還是不忍心從這個角度去評價安娜，我做不到。朋友們討論此事，一位是同行，說“她是我們的光榮”。

另一位反對：“說‘我’，不要說‘我們’，你的情感不代表別人的判斷。”

這句話真是煞風景，但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