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是五六個光頭，穿著短皮夾克和金屬鞋頭，他們看過來的時候，陪我們的留學生突然轉過身去，臉色蒼白。他曾受過光頭黨圍攻，如果不是一對老夫婦喝止，“必死無疑”。誰也不說話了，緊緊握住手提箱拉桿，不遠處，警察揹著手撈一把瓜子閒看著。

第二天我出門，找不到計程車，攔住了一輛破拉達，開起來像犁地一樣。頭髮蓬蓬亂的司機聽著重金屬音樂，能講一點英文，嘮叨著“還是共產黨時代好，有面包吃”。

他猛地一個急轉彎，搶在一個大公車前面。

“知道嗎？彼得堡每個星期都有有錢人被暗殺。”他看了看我的表情，一笑，露只金牙，“哈，上次那個殺手，只殺人，十五萬美金，一點都沒動。”

他讚賞地揮一下手：“就是要跟這幫資本家幹到底！”

我有點理解了Ann的想法——個世界如果只按強弱黑白兩分，它很有可能只是一個立方體，你把它推倒，另一面朝上，原狀存在。

二〇〇九年四月，我去重慶調查。一塊土地拍賣，三年不決，工廠因此停產，一些工人寫信給我們希望報道，信上按著很多紅指印，給我很深的印象。

此事的關鍵人物叫陳坤志，他被指證操縱土地拍賣。

“他有槍，指著人的頭讓人籤協議。”有人說。這人自稱被他拘禁過，人證物證都有。領導知道採訪有危險，讓我們把手機都換掉，用一次性的卡，說：“不採訪他，節目能成立麼？”

“基本的證據夠了。”編導劍鋒說。

“那不採也成，安全第一。”領導說。

其他採訪結束，夠用了，行李裝上了車，飛機過幾個小時起飛，我們幾個在賓館坐著，面面相覷，都知道對方心裡的話：“採不採陳坤志？”

不採節目也能成立，但是個新聞人，都放不下。

“那就電話採訪吧，採完走劍鋒說：……

四點鐘，我打了他電話，沒有通，我和同事們對視了一下，鬆了口氣，又有點失望：

再撥一遍吧。

嘟的一聲響，非常清晰的“喂”。

“我是中央臺的記者，採訪土地拍賣的事情，想聽聽你的解釋。”

“我在打高爾夫。”他說。

“能見見你麼？”我認為他肯定直接掛掉或者說沒空。那樣我們就可以輕鬆趕路了，在機場還來得及吃碗米粉。

結果他說“來吧”。

很多人都會奇怪，為什麼那麼多這樣的人居然會接受電視採訪，“60分鐘”的記者華萊士說過一句話：“因為所有你認為的壞蛋在心裡都不認為自己錯了。”

採訪時，他幾乎是得意洋洋地承認了所有的事實，包括操縱拍賣，收了一千七百多萬中介費用，但“操縱拍賣”在他看來是一次正當勞動，他甚至自覺有道德感，因為做到了“對出錢的人負責”。至於那些被他拘禁要挾的人，他認為都是想從中多撈一把的膿包，而他拯救了整件事，所有想搞掉他的人只像“蒼蠅一樣嗡嗡嗡”，都得不了逞。

我們坐在巨大的穹形高爾夫球場邊上，他把我當成了一個英雄故事的聽眾，我懷疑他知不知道正在說出的話對自己意味著什麼。

“我問過律師了，我做的在法律上沒有任何問題”他歪著頭，臉上幾分得意之色。送我出門的時候，他已經沒有顧忌了：“我是公安大學畢業的，我就是要玩法律。”

在後來的調查和審判中，他被判處死緩。

但這事沒有完。陳坤志曾對我說過一句話：“這個事件中沒有人是正義的，別打著這個旗號，大家都是為了利益。”

我原以為，這是一個黑白分明的世界，分為被欺凌的弱者和使用暴力的劫掠者。對他提供的資訊進行印證後，我才發現，拍賣中被他劫掠的人有些確實不是單純的受害人，他們最初都是要從中牟利的，而且牟的都不是正常的利益，只不過，在叢林法則下，大魚吃小魚，最後被吃掉了。

那些向我們舉報的人領頭鬧事，把一個廠長趕下臺，焊上鐵門不讓廠子生產，私賣裝置分了一部分錢，不久又把另外一個廠長趕下臺，又分了一部分錢。等陳坤志把拍賣控制成交後，他們以暴力相抗，拒不交地，把廠房和荒地拆成一個個格子租出去，又是一筆錢，都是這十幾個人掌握了……這些人不是我出發前想象的受害工人階級，沒有群像，沒有長得一模一樣的窮苦人群體，只有一個一個訴求利益的人。

採訪的時候，各方人士都寫了遺書，認為自己將被黑幫分子所害，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