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不早了，藥慶衛留我們吃飯，說給你們一人做一碗西紅柿面，我們通常不在採訪物件家吃飯，這一次大家說好，人忙活的時候，能把心裡的事暫時放下一會兒。

我們幾個坐在褐色的四合板桌子邊。他把幾個疊在一起的塑膠藍発子拔開給我們坐，在陽臺的灶下麵條，一面自言自語：“這兩個月都沒怎麼動鍋灶，面下得不好，都黏了。”

家裡沒有別的菜，他炒了一小碗蔥花，放在桌上給我們下飯，我說，讓他媽媽也來吃吧。

他木板板的臉，說不用叫了，臉上表情與張妙父親一樣。

走的時候，他妻子還躺在藥家鑫的床上，蚊帳放著，她摟著那隻大狗熊蜷著。天黑了，藥慶衛坐在桌邊上，愣愣的，眼睛一眨不眨，臉都垮下來，松垂著，坐在半暗的房間裡，我們招呼他，他才反應過來。

節目播後，也有一些人在我部落格裡反覆留言，說：“你為什麼耍播一個殺人惡魔彈琴的樣子？讓他父母說話？”

宋打斷我時說過：我知道張妙是無辜的，但你現在的疑問是，藥家鑫為什麼會這麼想？我在告訴你這個。

二十三歲的宋嘗試著以他的人生經驗去理解同齡的藥家鑫，並不一定對，但他打斷我，是覺得，如果帶著強烈的預設和反感，你就沒有辦法真的認識這個人。也難以避免這樣的事情再發生。

藥家鑫未被判死刑前，音樂人高曉松曾經在微博中評論：“即便他活著出來，也會被當街撞死，沒死乾淨也會被補幾刀。人類全部的歷史告訴我們：有法有天時人民奉公守法，無法無天時人民替天行道……生命都漠視的人會愛音樂嗎？”數萬人轉發他的話。

一個月之後，高曉松作為被告出現在法庭上，他醉酒駕駛導致四車追尾，一人受傷，被判服刑六個月。

六個月後我採訪他，說：“也許會有人問你，一個生命都漠視的人怎麼……”

我沒有問完，高曉松說：“我覺得我活該。每一個犯了錯的人，別人都有權利把你以前的言論拿出來印證你。”

他說他出事就出在狂妄上：“我早知道會撞上南牆，明明酒後的代駕五分鐘就到了，非要自己開車走，這不是狂妄是什麼？”

他出身清華，少年成名，二十六歲已經開校同民謠的音樂會，崔健跟他談過一次，說：“你的音樂當然很好聽，但是你有一個大問題，你不瞭解這個社會，也不瞭解人民怎麼生活。”他回答：“我代表我懂的那些人，你代表你懂的那些人，我們加在一起，就為所有人服務了。”

他現在想起此事，說當年的自己“其實是強詞奪理，就是我真的是對真實的人生缺少……我連敬畏都沒有，就是缺少大量的認識”。

與高曉松關在同一間牢室的人，有受賄的官員，行賄的老闆，打人的貴公子，黑社會，偷摩托車的……從前沒交集、不理解的人，現在關在一塊，睡在一個大通鋪上，每天輪著擦牢室裡的廁所，擦得明光鋥淨。

他原來覺得自己夠文，也夠痞，可以寫“白衣飄飄的年代”，也能混大街，後來才發現，“你也就混混清華附近的五道口，那些混西客站的根本不知道你寫的歌，也不認識你是誰。跟坐牢比起來，什麼都是浮雲，真的就是”。

他用塑膠水瓶，在蓋子上扎眼做一個滴漏，刻下道子，整夜滴著，“有個響動，有個盼頭”，用蘸湯的紙糊著圓珠筆芯當筆，趴在被子上寫字，生病時有人把攢下的一塊豆腐乳給他吃。“就是世間最大的情義”。

看守所裡，一隻不知從哪裡來的小貓，每天會從補充熱水的小視窗裡露出頭來，人人都省下饅頭爭相餵它，“那個貓是個特別大的安慰，你覺得自己還是個人，還能喂別人。你會聽到，隔壁的那個黑社會本來特別厲害，能聽著在隔壁罵人，特別兇。就那貓一去了，他也叫，‘喵’，特別那個。”

都是人，也只是人。

在看守所的電視裡，他看到另一起英菲尼迪車撞人案，長安街上，有人醉酒駕駛撞死四人，被判了無期徒刑，那個人也被輿論形容為“惡魔”，他認識那個人，是一個曾經與他合作過的舞蹈師，他知道那人生活裡怎麼說話，婚禮上什麼樣子，對職業的態度是什麼。他看著這個新聞，後怕，也難受，第一次想，“那人也有可能是我。”

採訪完藥家鑫和高曉松。編導和我都討論過，要不要把輿論對他們的各種疑問都積累出來，再一一回答。

我說：“我覺得還是隻陳述，不解釋吧。”

老老實實地說出知道的那一點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