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況我們知道的並不完整，不敢說這就是結論，我只知道他倆身上攜帶的病菌，人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

王開嶺是我的同事，他說過：“把一個人送回到他的生活位置和肇事起點，才能瞭解和理解，只有不把這個人孤立和開除出去，才能看清這個事件對時代生活的意義。”

他還說了一句我印象很深的話：“做新聞，就是和這個時代的疾病打交道，我們都是時代的患者，採訪在很大程度是病友之間的相互探問。”

五年前，我和老郝曾在江西調查私放嫌疑人的公安局長，採訪結束後我少年意氣，曾發簡訊給她說“贏了”。之後這位局長被捕，三年後，老郝與公安部的同志一起去深圳拍攝，在監獄裡見到他。

他被判了十六年刑，剃了光頭，穿著囚服坐在鏡頭前懺悔。

老郝回來後對我說：“他沒有認出我，他就是崩潰了，看著他號啕大哭，我心裡特別複雜。”我沒說話。

這位前局長因為當過警察，在牢裡受了不少苦。老郝向監管部門反映了這個問題，給他調換了一間囚室。

我理解她。

何帆曾是一名刑事法官。他說，自己剛進法院時，血氣方剛，豪情萬丈，認為刑事司法的真諦就是主持正義、盪滌邪惡。但是，他第一次親臨刑場，觀看死刑執行時，臨刑前，死囚突然對法警提出請求：“我可不可以挪一下位置，我面前有塊石頭，如果倒下，這石頭正好磕著我的臉。”法警滿臉迷惑地看了看在場監刑的法院副院長，副院長點一下頭：“給他挪挪。”對在場所有人說了一句：“即使在這一刻，他們也是人，也有尊嚴。”

日後處理死刑案件時，只要在判決前稍有一點法理、情理乃至證據認定上的猶豫，何帆說他都不會作出死刑判決。

他讀書時，抄寫過民國法學家吳經熊一段話。

上世紀三十年代，吳經熊曾是上海特區法院的脘長，簽署過不少死刑判決。他在自傳中寫道：“我當法官時，常認真地履行我的職責，實際上我也是如此做的。但在我內心深處，潛伏著這麼一種意識：我只是在人生的舞臺上扮演著一個法官的角色。每當我判一個人死刑，都秘密地向他的靈魂祈求，要他原諒我這麼做，我判他的刑只因為這是我的角色，而非因為這是我的意願。我覺得像彼拉多一樣，並且希望洗乾淨我的手，免得沾上人的血，儘管他也許有罪。唯有完人才夠資格向罪人扔石頭，但是，完人是沒有的。”

在這段話邊上，學生時代的何帆給的批註是：“偽善。”

如今，他拿出筆，劃去那兩個字，在旁邊寫上：“人性。”

第十九章　不要問我為何如此眷戀

從進臺開始，發生爭執時，陳虻總說：“你的問題就是總認為你是對的。”

我不吭氣，心說，你才是呢。

他說：“你還總要在人際關係上佔上風。”

咱倆誰啊？從小我就是弱勢群體，受了氣都憋著，天天被你欺負，哪兒有你說的這毛病？

我採訪宋那年，他十六歲，在抑鬱症治療中心的晚會上參加一個集體朗誦，他分到那句詩是：“這就是愛。”

他臉上表情那個彆扭。

採訪時我問他：“你為什麼說這句的時候那麼尷尬？”

他說：“我不知道什麼是愛。”

我用了很大的力氣去準備，跟他一起吃飯、聊天。但第一次正式採訪，還是特別不順，找採訪的地方就花了挺長時間，他不想說心裡的話，我勉強著問，臉上的笑都是乾的。兩位攝像因為機位和光線遇到點麻煩，也有點較勁。心裡的急像針一樣扎著我，我把臉拉下來，說：“不拍了，走吧。”老範是編導。扭著手看著我。

“都不快樂，就不要拍了。”我轉身拉開門就走了。

老範後來控訴過我：“你每次說的話其實都沒什麼，最可怕的是臉色。”

我？我對著鏡子左照右照……我？我不是最恨動不動給人臉色的人麼？每次看到那樣的臉，我都心裡抽一下，緊一下。我？我給別人臉色？

“你……對別人挺好的吧……就是對我。”她一邊說還一邊看著我的臉陪著點小心。

“我真的脾氣不好啊？”坐在車上我猶豫半天，問小宏。

他是我們三個女生——老範、老郝、我——最信任的人。從不解釋自己，也不說服別人，沒見他對誰冷眼，也不搶什麼風頭。小時候被大人戲弄，光屁股放在鐵絲上坐著，疼得齜牙咧嘴還要衝人家笑。節目需要隱蔽拍攝藝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