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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手放在他胳膊上，像拍嬰兒一樣拍著。

他的喉嚨裡像是突然拔掉塞子一樣，哭聲仰面向天噴出來：“只有兩個……糖……啊……”

我沒帶紙，兜裡只有一個皺巴巴的口罩，我拿出來，把鐵線抽了，給他。

他攥著，擰著，也不擦臉，頭上全是青筋。

我們倆盤腿坐在空空的水泥地上，頭頂是三樓燈泡昏暗的光。他大聲號哭，我默然坐著，身邊常常有人走過，沒人奇怪，也沒人注意。他們已經看得太多。

那天晚上，羅陳、陳威、老金和我，幾個“新聞調查”的同事商量了一下，一起退出了直播。我們要做一期有足夠時間的節目，不管能不能播。

第二天在九洲體育館，幾千人從災民臨時安置點回家，我們看著烏泱泱的人，商量“拍誰呢。”想法也一樣：“誰都行。”

一對夫妻，男人穿舊的深綠呢子軍服，四十歲左右，綿羊一樣的眼睛，有點張皇。女人挽一桶食用油，拿網兜拎著臉盆。就他們吧，我迎上去。

跟葉哥葉嫂坐車回家。他們家就在北川縣城邊的楊柳坪村，上山的路都垮了，房子大小的石頭和土方砸在路上，只有摩托車能過，每輛車載兩個人。我坐在葉嫂身後，摟著她腰，到了半山一拐彎，路的一半生生劈掉了，一輛摩托車孤零零地懸在邊上。往上開，到了海拔一千三四百米處，稠白的霧氣像河一樣，重得要用燈破開。

葉哥的家在一樹梨花底下，深山冷，花還開著。房子從後面看是完整的青磚牆，一繞過來，前頭全塌沒了，地基、堡坎都震壞了，這是葉哥葉嫂在震後第一次見到自己房子，站著，呆看著，手裡挽的東西不知覺地落在地上。

鏡頭也那樣待著，誰都不說話，三四分鐘。山裡非常安靜，只有些微的鳥叫，雨落在椿樹的葉子上，細密地簌簌作響。

葉哥走進廢墟，翻找出一樣東西，用手抹上面的土灰，抹了又抹，站在那兒不動。我走過去看，是兒子在遇難前一天跟他下的象棋。房樑上掛著一串紙鶴，綠色方格作業本的紙，疊得很笨拙，像大元寶，是兩個月前，三八節那天，兒子送給葉嫂的。

地震那天，他家附近四面山搖晃不停，地裡幹活的女人以為山神發怒，跪下來轉圈向四面祈禱。葉哥一個大跳出屋，躍到土豆地裡，片刻恍惚後，大叫一聲，撒腿往山底下跑。山底下就是縣城，曲山小學在城裡，兒子在上課。路已經斷了，房子一樣高的石頭在路上堵著，路邊的陡崖上都是樹和灌木，葉哥從崖上往下連跑帶跳，“像瘋了一樣”，二十多分鐘到了縣城舊城邊上。縣城被王家巖和景家巖兩座山夾著，最窄的地方只有一公里，路已被埋，巨石下露出壓成片的計程車前蓋。只有從崖邊往上運人，人們正接力把傷者傳出來。

他可以回頭再找別的路去學校，但猶豫了一下，他伸手接住了遞過來的一個傷者。

我是一個外來的人，聽他說完，除了陪他們站著，一起去撿一隻鍋，或者往灶底下塞一把柴火，沒有別的辦法。

葉哥葉嫂把房子前頭的荒地剷平，拿廢墟里的碎水泥塊把四邊墊上，怕雨水進來，帳篷還沒到，就找了塊破爛的彩條布，搭在門口的梨樹上，把房子裡的床墊拖出來，放在裡頭。細雨紛紛，越下越密，落在人頭上。我問過葉哥怎麼不在災民安置點等一等再回來，他說：“不要緊，那麼多殘疾人，我們好手好腳的，能把自己的家建起來。”

他搬了兩塊石頭，找了只鐵鍋，把蓄水池前兩天殘留的一點雨水燒開，泡了碗泡麵，沒有拆調料袋，紅色塑膠袋子轉著圈漂在面上。

他們倆坐在一杆木頭上吃，一邊跟我說話。葉嫂差不多四十歲了，她說，將來還要生一個我那樣的兒子，我一定好好地養育他。

葉哥補了一句：“就像對第一個一樣。”

我聽見背後有嗚咽聲，回頭看是編導羅陳，他跟他倆差不多大，也有一個兒子。

我們在山上住了下來。陳威搭了帳篷，沒自來水沒電，也沒有手機訊號。每天走一段山路，用小碗從一口快乾涸的山泉眼舀點水，倒在桶裡拎回去，順便找個有訊號的地方給臺裡打電話。草姐姐負責片子的後期，第一天拍的東西傳回去，她說領導覺得這段還是有些灰色，先不播了。

領導這麼想也很正常，不過生活會自己長出來的。

“那你們要拍什麼主題啊？”草姐姐問。

我說：“不知道。”

以前我害怕“不知道”這三個字，做節目前，沒有一個策劃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