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是又吸菸又喝酒。”

葉哥說：“你都不能給我保密啊？”

我說：“你這得接受監督。”

“行。”

我說：“你得答應我們。”

“我一定答應你。”他說。

就這些家常話，完整地放在節目裡，這種採訪是我以往的大忌，我覺得記者不能發表意見，不要議論，不要參與別人生活，我對自己有很多的要求。

現在我知道，有時話本身可能沒什麼意義，它只是到了嘴邊。

在北京時，有位兄長的親人過世，朋友們勸解他，說其實死去的人解脫了，唯有生者痛苦。

他不說話。我心想，像我這樣的生者，怎麼配這麼想。

兄長順路捎我回家，他坐在計程車的後座，我坐在前座，都沒說話，車裡忽明忽暗，都是沿路的燈，過一會兒他開腔了，他說他決定要生孩子了，兩個。說你要是遇上了解你的男人，就生個孩子。

我沒搭腔。

黑暗裡，他的手隔著柵欄，在我肩膀上，輕拍一下。

像是滿心說不出來的叮嚀，也是一種不必說出來的安慰。

志全的媳婦懷孕了。

人們總是說，新的生活就這麼開始了。忘記吧，忘記過去，新的生活就開始了。

採訪的時候，家裡女人們都在灶間忙，給建新房的工人們備飯，木柴燒旺的火膛上，吊著漆黑的小鍋子，咕嘟嘟煮著，皮肉燉爛的味兒，帶著花椒和八角的腥香味兒，漫得滿屋子都是。志全媳婦不愛說話，正拿辣椒和鹽巴往鍋裡抖，火映得半邊臉上發亮，我問她肚子裡孩子動的時候，是什麼感覺，她低頭撥火，過了一會兒，我才發現她哭了。

她說：“昨天夢到我女子，夢見她買了糖粒子，八十顆，問哪兒來的錢，她說是爸爸給的。”

我明白她。

手從奶奶臉上滑過的時候，有人在邊上對我喊“不要哭，不要哭，不要把眼淚掉進去”，把棺木關上了。

怎麼會哭呢？我有什麼資格哭？

在我小得還不會說話的時候，她就在那裡，青布的斜襟大襖，掖一隻淺灰的手絹，通紅的石榴花開滿樹，她用小勺把嫩黃的雞蛋羹劃幾下，把軟滑的小方塊喂到我嘴裡。雨在簷頭輕輕地頓一下，拉長一點，落下來，落在青磚地上一個細的小渦，小水滴四濺。

吃完了，她用額頭頂著我的額頭，讓我的小脖子長一點勁兒。

哄我喝藥時，藥邊總放一碗水，手裡一粒話梅糖，“一口一口下去”，等我吞下藥，她就先餵我喝水，再把糖放在嘴裡，一下午，按一按我的腮幫子，硬硬的還在。

長大一點之後，她的頭髮都是我剪。我笨拙地拿個梳子別住她頭髮，毛巾鋪在她肩膀上，拿小銀剪把長的地方剪掉，她脖子後面有一個很深的窩兒，那兒的頭髮特別不好剪，要用手握住，說“不要動不要動”，一根一根地剪。

上初中夜讀回來，她在爐子上烤了紅薯片和花生，我遠遠地順著甜香就進了門。我吃東西，她給我捂著手，用山西話說“怎麼老是冰淬的”。我倆雙雙把額頭貼近鐵皮爐子，藉著那點暖和氣兒說個不了。她有時候自己也笑：“就是憨親哩。”

她老了，貼身穿著我小時候的紅棉襖，一天天衰弱了，我每年只有幾次回家，給她洗澡，剪指甲，她喝中藥，我在邊上放一碗水，手裡放一粒話梅糖，頂著她的額頭哄她“一口就下去了”，她冰涼的紋路印在我額頭上。她嘆口氣：“你怎麼還不結婚呢，你結了婚我心裡就靜罷了。”

她九十歲時，我回家過完年要走了，走了幾步，又轉回身看著她。

她拿柺杖輕點一下地，說：“去吧，我死不了。”

她下葬前，我收拾她的遺物，抽屜裡有我從沒見過的我爺爺年輕時的照片，還有一個《毛主席語錄》的紅塑膠皮，夾著我嬰兒時的照片。挖墓穴的農民在邊上抽菸談笑，生老病死在這片土地是平淡的永恆。我坐在棺木邊的地上，手裡攥一把黃土，天上白雲流過。我第一次有了生一個孩子的想法。那個孩子會是新的，我用手輕撫奶奶的棺木，她會在他的身上活下去。

離開楊柳坪的時候，羅陳說：“錄個結束語吧。”

我們下了車，雨下得又輕又細，深青的群山全被濡溼了，去年的裂縫裡青草簌簌地拱動，溼黑的山坡上一層一層墨綠的杉樹林，梨花淺白，空氣裡都是水滴和鳥叫。我站在細雨中，說了最後一段話：“一年之後，我們重回楊柳坪，去年地震的時候，很多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