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獨特。土地人均只有一畝三分八，很小的私有制規模非常快就會分化，這點土地只能維持溫飽，剛過溫飽，不能有任何風險，遭遇一點風險，就得賣地賣房子。”

“有些經濟學者說農民能判斷自己的生活，能讓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你讓他自己作判斷不就行了嗎？”

“判斷錯了怎麼辦？現在農村沒有社會保障，賣了房賣了地誰來管？進了城要不政府管起來，要不他自己有就業。否則走第三條，出現大的貧民窟，這個社會就毀了。”

這期節目播後，各種地方甚至找到我這兒，說能不能讓陳主任來看看，我們這兒農民用宅基地可以換戶口，換市民身份，這保障行了吧。我說跟陳錫文沒私交，沒法帶這個話，但這個問題他說過：“社會保障是政府應該提供的公共服務，在哪個國家、哪個地方，可以跟老百姓講，你要獲得我的公共服務，你就要拿你的財產來？這是在製造新的不平衡。”

我問他：“他們認為農民是願意的呀？”

他可能這話聽多了，有點急了，手揮起來：“你敢跟農民說實話麼？你把他的地拿過來，給他二十萬，你賣了兩百萬，你要敢跟他們說實話，農民也願意，那你就隨便。”

他沉了一下氣，緩緩說：“不能再對不起農民。”

陳錫文說他十八歲當知青，在黑龍江當大隊出納，當生產隊長，十年後放棄一切回上海，就為了能上一個研究農村經濟的大學。他見過在強制力下中國農民一夜之間分到的土地，也一夜之間收回，知道一個出發點再良好的概念一旦脫離現實會造成什麼，“最苦的總是農民，最無奈、最無助的也總是農民”。他說自己經歷了從理想主義向經驗主義的轉變，認識到書本概念如果變成教條，容易像飛人雜耍一樣腳不沾地，左右擺盪。他認為解決土地問題的前提——“先要把農民社保這條路鋪平，無論在犄角旮旯還是走到最繁華的地方，都在這張社會保障網的保護之下，都有生存的能力。”

陳錫文的說法不代表真理，但是提供了一個前提，當他說這不是意識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