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錫文的說法不代表真理，但是提供了一個前提，當他說這不是意識形態的原因時，土地問題回到了原本的經濟問題、法律問題、社會管理問題。不談主義，只談問題時，權威主義就不能在學術問題上存在了，人人都得用論據與事實來說話，也不能不尊重實際的現實經驗。

我想起周其仁當初第三句話：“不管左中右，質量最重要。”

老範幫著我編這個片子，到了這個部分有點愁：“你說咱片子有沒必要這麼深？觀眾會不會不容易體會？”我也沒底，這一期節目就採訪一個人，從頭說到尾，四十五分鐘。

我倆有點發愁，扔下稿子，一起去看陳虻。他得胃病住院，一進門，他坐在沙發上，嫂子正給他洗腳。細條病號服里人有點瘦得打晃，但看到他烏黑的頭頂，心裡一下寬了。

“怕你病著，你又不讓來。”之前我發過幾次簡訊說來看他，他都回絕了。

“我也沒讓別人來，但他們都來了。”病了還是這麼一點不留情面，噎得我。

他說做完手術好多了，過一陣子就能出院，還是有點虛弱，在病床上側身躺著，說了兩個小時業務。給老範解釋什麼叫“深入淺出”，有位同事跟他說片子不能編太深了，“我媽說她看不懂”。他說：“思想、你、你媽，這是三個東西，現在你媽看不懂，這是鐵定的事實，到底是這思想錯了，還是你媽的水平太低，還是你沒把這思想表達清楚？我告訴你，你媽是上帝，不會錯，思想本身也不會錯，是你錯了，是你在敘述這個思想的時候，敘述的節奏、資訊的密度和它的影像化程度沒處理好，所以思想沒有被傳遞。”

他問老範：“‘雙城的創傷’是你做的吧？”

老範有點吃不准他是要怎麼罵，怯怯地說：“是。”

“當初評獎是我主張給金獎的，爭議很大，我當時在臺裡七〇一看的，最抓人的就是‘雙城’。大家儘管在看的時候，一會兒說這個採訪不能這樣，一會兒說那個不對，但是誰也不走，他跳不開。我有一句話，就是片子一定要帶著問號行走，不管我們在瞭解的過程中發生了什麼錯誤，但是這個問題本身是真的。對於記者來說是真的，對於觀眾來說就是真的。”

老範當年被罵得夠嗆，聽到這兒喜出望外。

我心想：“怎麼就不見你表揚我一次呢？”

他頭就轉到我這兒來了：“柴靜這個人吧……有一些眾所周知的缺點。”

我笑，就知道他。

他接下去說：“但她還是有一個特點的，她不人云亦云。”

剛想百感交集一下，他看了我一眼，當天剛錄完節目臉上有妝，他惡狠狠地說：“把眼線擦掉，畫的那是什麼。”

回頭編節目，就從我們自己最大的疑問開始。

我問陳錫文：“城市人可以賣房，農民建小產權房，中央政府不讓買賣，有人指責說這是所有制歧視，欺負農民？”

陳錫文說：“我說句不客氣的話，有些反對者連最基本的概念都沒弄明白。北京房價到這個地步，為什麼沒有人想去把玉淵潭填了蓋房呢？把北海填掉？頤和園填掉？開發商都知道，誰要去招它，肯定是自己找死。這叫管制。”

哪個國家都有管制，國外的農民也不能自由決定土地買賣，該長莊稼的地不能長房子。他在美國看一個縣裡的土地用途規劃圖，掛在公共禮堂裡，任何人可以提意見，“這道紅線在圖上一劃，土地價格差距至少三四十倍”，這條紅線就是管制。

“關鍵是誰有權利來劃？”

“就是啊，你劃到線外肯定要跳腳，憑什麼？但民主投票，從頭到尾你在現場，你都是知道的。大多數人同意了以後，由議會去審議透過，不會出不科學不公平的東西，傷了很多人利益。”

各國政府只有涉及公益性用地時才能出面徵地。而判斷一塊地到底是不是公益性，也不用政府來定。我問：“那怎麼判斷？”

他說，“這個事是社會常識。”

我一愣，“這麼複雜的事靠常識來決定嗎？”

他說：“陪審員制度，一堆老百姓坐那兒，他一聽就明白了，這個地要幹什麼，是不是公益。”如果判下來是公益用地，價格也由市場決定。“沒有道理說因為是公益專案，所有人都可以從中得好處，完了就是我一個人吃虧。”

我說會有人說您這樣會鼓勵釘子戶。他說，“釘子戶哪個國家都有，說白了，地貴點好，便宜了才會濫用。”在過去的十一年中，中國耕地的總面積減少了一點二五億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