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了，我有點過意不去：“最後用不了那麼多。”陳錫文說：“不要緊，我多說點，你就多知道點。”

初稿完成後，我發給陳錫文，讓他看看政策或者法律有無引用失誤，順便把八萬字的場記也發過去了，算個紀念。附信中我寫“如果資訊有不確處，請指明”。

他發回來，稿子動了兩處。

一處是把解說詞裡原來寫他是“最權威的農業問題專家之一”拿掉了。還有一句話，“經濟學家周其仁也無法解釋這個疑問，直到採訪陳錫文，我們才發現這當中埋藏著一個巨大的歷史秘密”，也拿掉了。

他把場記也發回來了，場記是我們全部的採訪記錄，速記倉促中打了不少錯別字。我讓他看的幾千字正式稿件已經核對過了，這些場記只是個紀念，他也知道。但這八萬字裡，所有錯誤的字，他都用紅筆一個一個改過來了。

節目裡，陳錫文說：“幾億人要轉為城市居民，這個過程你是遲早要來，這種城市化，能帶來多大的投資，造成多大的消費市場，不可估量，潛力極大，但問題是，現在才只有一半人進城，地就成了這樣，汙染成了這樣，以後怎麼辦？不認真考慮，很難說這件事是禍是福。中國經濟如果出問題，一定是農村經濟出問題，中國未來一個大的坎就是幾億人進城，就看這個坎能不能過得去。”播出時，我媽說：“這個人怎麼這麼敢說啊，聽得我都心驚肉跳。”

美國有一個得普利策獎的華人記者，叫劉香成。作為曾在美聯社、《時代》週刊任職的記者，他拍了四十年的中國，被認為是反映中國政治最優秀的攝影師之一。他說：“其實我從來不拍政治，我只拍普通人，只不過普通人的生活反映出了政治。”

我後來琢磨，這期節目中，陳錫文看待事物的方式也是這樣。他不從意識形態或者某一概念出發，也不刻意站在它的對立面，說出事實時無所顧忌，也不故作驚人之語。他只是關心普通人的生活，他要解決這些生活中的具體矛盾。矛盾解決的方式，自然指出要走過什麼樣的路。

審片時，我跟袁總談：“我在這個片子裡學到不能用道德眼光看待經濟問題。”

他一笑，說：“不能用道德眼光看任何問題。”

在廣東調査違法批地時，我問鎮裡的書記：“您覺得一個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目的是什麼？”

“我覺得就是讓自己地方的群眾過得比以前好，這是我最大的目的。”

“那我們看到的這個發展經濟的結果，是農民失去了土地，失去了保障，沒有就業的機會，生活水平比以前下降，這是怎麼回事？”

“因為這個……水平下降？你現在這樣提出來，我這個還要去調查，到底是下降了什麼？下降了多少？”

“您轄區內這些人這幾年到底靠什麼生活的，您不清楚嗎？”

“一般都是靠自己的一些，打工這樣的性質去（掙錢）。”

“您覺得這樣對農民負責任嗎？”

他往後一靠，一直沒有回答這個問題，通常人在沉默的壓力下都會說些什麼，但這次他打定了主意不發一言，等待著採訪的結束。

結尾時，我錄了一段串場：“陳錫文說，中國的土地問題一定會面臨一個非常大的坎。這個坎過去了，就能帶來對中國經濟不可估量的推動，過不去，所有的國民都要付出代價。而能不能越過這個坎，關鍵就在於有沒有科學、民主、公平、公正的制度。從這個意義上說，當前徵地制度的改革，不僅僅是在為九億農民爭取他們手中應有的權益，也是在為這個社會當中的每一個人尋找公平有序的未來。”

播出後，有位觀眾給我留言：“你為什麼要選一個特別唯美的秋天樹林邊，一個光線很漂亮的地方錄這個結尾串場呢？這樣的話，應該在裸露的土地前錄才對。”

是，在這樣的現實面前，不必有任何裝飾。

第十七章　無能的力量

盧安克坐在草地上，七八個孩子滾在他懷裡，打來打去。

我本能地拉住打人孩子的手：“不要這樣。”

“為什麼不要這樣？”

我就差點說“阿姨不喜歡這樣”了，繃住這句話，我試圖勸他們：“他會疼，會難受。”

“他才不會。”他們“嘎嘎”地笑，那個被打的小孩也樂。

盧安克坐在小孩當中，不作聲，微笑地看著我無可奈何的樣子。

後來我問他：“我會忍不住想制止他們，甚至想要去說他們，這是我的第一個反應，可是你不這麼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