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後，小姨才向我回憶她當時的一切。我怎麼那樣蠢呢？她笑著說：當時農場領導要我與反動營壘決裂，我就相信應該決裂，就覺得不能接納大姐在這裡……說這話的時候是一九八四年，我和她全家回到了這個已荒廢多時的農場，重訪黃泥小屋。同行還有一位朋友，他邊做傢俱生意邊寫些極好的詩，但寫完就撕掉，從不發表。那天碰巧也在下雨。眼前還是十多年前嘀嘀嗒嗒的屋簷水以及滿地坪的泥漿。只是人面不知何處去，燕子仍在雨中飄滑，有位守著空房子的陌生漢子正把一個木箱敲打得叭叭震響，像在對地坪邊盛開的一樹桃花作憤怒抗議。不知他到底在幹什麼。

“我們這就回去。”

我猛然回頭，身後空空的沒有人。是媽媽在十多年前發出的聲音：“我們這就回去。”

“爸爸說過，我已經能挑一百二十斤重的紅薯了，他看過秤的。我還能夠挖地，能夠插秧和薅禾，能夠割草和撿糞……”

“沒有辦法，你們還是回去吧。”

“小姨，我當一個農民的資格也沒有麼？是不是我根本就不該生下來？是不是我也成了一個罪犯？”

“阿毛，不要說了。”

小姨咬咬嘴唇已先出了門，看來，再說下去她也會大哭出聲了。

雨更大些了，泥路很爛。我回憶那時我總是尋著拖拉機的車轍探步，但一腳滑下去，膠鞋還是成了泥鞋，好幾次差點沒法從泥濘裡拔出。我回憶那時雨水直往我領口裡鑽，肩上也火辣辣地痛。我想讓小姨接一肩，等我脫了鞋襪，挽卷褲腳，再來挑行李。我轉過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