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當艾滋病村的病人衝上來抓你的時候，你也不覺得危險嗎？

曾子墨：哦，那次，我們當時是這樣的，我和攝像樊慶生，還有一個志願者陪著我們，在艾滋病村採訪，採訪快結束的時候，當地的一些人就來干涉了，他們帶來了一個不明情況的艾滋病人，那個艾滋病人上來就動手了，抓住我們的志願者，推推搡搡的，想趕我們走。其實這個時候按理來說我應該上去勸阻一下的，因為志願者都挺不容易。但是我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告訴攝像開機拍，但是不能明目張膽地扛著拍，只能假裝把機器提在手上拍，所以在電視裡播出來的打架的場面就是從很低的角度向上拍的。我覺得我挺對不起我們攝像的，如果當時被人發現了的話，他會受到攻擊的，但是當時我好像沒想到那麼多。拍了兩三分鐘，我覺得夠了，我就上去勸架了。回來剪片的時候，特別有意思，我們的編導對我說，我上去勸架的時候，用了一個特別嬌滴滴的聲音，我說：“大叔您別打了，您休息一下，消消氣。”在做片子的時候他們把這個聲音剪掉了，但是當時聽起來感覺特別好玩，因為那是在那樣一種場景之下。我記得我勸架的時候，那個人很兇地回頭，衝著我大叫，喊著說：“你躲遠點，你再來就打斷你們的腿。”可是我當時也不覺得害怕，我就覺得他不會對我怎麼樣的。

曾子墨（3）

記者：他是艾滋病人，被他抓破的話就會感染艾滋病，你真的不怕嗎？

曾子墨：畢竟中國還是一個法制社會，而且我覺得這種時候女孩會比男孩有優勢，再怎麼樣的人，都會對女孩好一點點。

在艾滋病村那次，後來他們把我們的架子拿走了，但是機器還在我們身上，最後我勸了半天，終於把那個病人勸開了。就像你問我的，當時害不害怕，我當時沒害怕，我當時就覺得志願者是陪我們來的，不能因為我們受傷或者怎麼了。我記得那天特別熱，到處都是土，沒有樹，我們三個人走了好遠的路才走出那個村子，坐了一個農村的小蹦蹦車，走得特別慢，花了好多錢，才給我們帶出那個村子。

說到我們做片子的苦，我特別想要感謝我的攝像樊慶生，他跟我合作了兩年半，我的所有片子幾乎都是他拍的，我覺得他可能是鳳凰最苦的攝像之一，我們大概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題材是在相當艱苦的地方，但是我覺得他從不抱怨什麼。有一次在重慶郊區，需要開三個小時的車，爬一個小時的山，他不能爬山，不像我，因為我老運動，但他毫無怨言和我們一起爬山。還有我們的編導也很不容易，有的編導一看就像剛畢業的女生，很文靜的，但是做片子的時候特別能吃苦。

記者：你怎樣看待鳳凰衛視的話語空間？你感覺到這種空間的存在了嗎？

曾子墨：鳳凰有空間，但是這些空間要看你如何把握，而且我是希望我的節目不僅僅立足於這個空間，還要能有別的東西。因為如果你僅僅立足於一個空間的話，這個空間不是你能決定的，一旦這個空間沒有了，你的節目怎麼辦？或者說一旦沒有了這個空間，你就存活不下去了。我反而更多地希望節目裡的東西有一些我們自己的烙印，比如說一些更加鳳凰的特色，比如說當我跟曉楠相比，她是更突出人性的東西，而我的節目更強調理性。我們的選題跟國內的一些電視臺撞過車，在做《財經點對點》的時候，我們關注過四川的一個民營企業家，他在德陽因為被冤枉而判了刑，現在出來了，但是被沒收了資產。當時國內的媒體也去了，他們的資源比我們豐富得多，他們進監獄去採訪當事人，是拿著正式的公文去的，而我們是偷著跑進去的。我們進監獄沒有公文，就說自己是當事人的家屬，拿著家屬的證件混進去。那天我沒有化妝，穿得非常樸素，我們攝像穿了特別大的外衣，裡面夾著小DV進去，利用探視的時間採訪。所以我們和國內的媒體處境完全不一樣，他們做得其實特別好，因為這是一個最理想的狀態，他們採訪到了所有的相關人員，我們只採訪到一個證人，文化局的局長和當事人的姐姐。

記者：那在這樣前期不佔優勢的情況下，你們怎麼做出自己的特色呢？

曾子墨：因為不能像別人那樣拍得很全面，所以回來編導在編輯的時候就更突出別的東西，除了講這個事件本身，還突出當事人的個性。他說了一些很有特色的語言，比如當時我們採訪的時候，探視時間就要到了，還有最後兩分鐘，他主動要求對著鏡頭給我們朗誦一首詩，叫《帶刺的玫瑰》，我們就把這首詩原原本本地播了出來。播這首詩之前，還打了一排字幕，說採訪結束的時候他朗誦了一首詩。這樣能讓人感覺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