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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財經點對點　》到《　社會能見度　》

曾子墨（2）

記者：你在鳳凰做過些什麼節目？

曾子墨：一開始做的是財經的，一直在做財經，直到2005年徹底一點財經沒有做了。剛開始做的是資訊臺股市的節目，還有演播室裡面的談話節目，都是非常非常專業的財經。2003年我做了《財經點對點》，一直做到2005年做《世紀大講堂》和《社會能見度》，現在主要還是以《社會能見度》為主。

記者：很多人都說鳳凰做財經節目沒有優勢，你怎麼看？

曾子墨：我也這麼覺得。

因為財經是這樣，我們一開始做就想做一個大中華區的概念，香港、臺灣、大陸四個股市連在一起做，但是很少有那麼多觀眾同時關注所有的這些股市，所以鳳凰財經做大中華的概念其實並不是特別有優勢。後來找了一種惟一的優勢，就是用海外投資的眼光看國內的股市，但是做這樣的節目成本和回報不太成比例，節目本身特別貴，因為老做連線、衛星什麼的，所以後來這個節目就停了。後來又做《財經點對點》，當我們想做一些焦點事件、焦點人物、焦點問題的時候，就發現聯絡採訪人特別難。

當到達一個瓶頸的時候，《財經點對點》開始轉型，轉到很多政治財經或者是社會財經方面的問題上，做更廣闊的領域。從2004年開始，那時候我們嘗試做了###，艾滋病，還有四川的肖安林，包括我們去安徽做的矽肺村的調查，就是說那個村子裡面很多人去海南矽礦打工，因為粉塵汙染得了肺病，那個村子裡勞力快死光了，即使沒死也是馬上病危。艾滋病也做了好幾集，做了很多類似這種調查。後來發現其實觀眾反映也挺好的，就我們自己來說，我自己也覺得特別有興趣，給我開啟了一個新的窗戶，因為以前看到的一些專業領域的財經問題和這個事截然不同，它帶給我一種特別大的新鮮感，讓我瞭解到中國很多方方面面不同的東西，是我以前從來沒有聽過，從來沒有看過，也從來沒有關注過的東西。因為這些節目你可以走到很多地方，我的一個特別大的感受就是說它讓我瞭解到真正的中國是什麼樣的，真正的中國人在怎麼生活。所以後來我們就決定乾脆把名字改叫《社會能見度》，關注更廣闊的領域，做調查類的節目，而不是隻做財經。

記者：像這種調查類的節目現在國內有很多，你覺得你的《社會能見度》和它們最大的區別是什麼？

曾子墨：我覺得我們的視角不一樣，我先不說平面媒體，就只說電視媒體，確實國內有很多那種曝光類的節目，但是他們的視角跟我們不一樣，我覺得我們是一個平等的視角，另外帶著一些中立，或者是海外的。

記者：這應該是鳳凰這個國際媒體的最大特色，同時這也和你本身海外留學的背景有關吧？

曾子墨：是的。我在美國上了四年大學，在很多問題上，我們會從更國際化、更超脫的角度來看。如果非商業電視臺是從國家的媒體的監督的角度來做的話，那我們從來沒有把自己定位成一種輿論監督，或者是揭露什麼問題，或者是曝光什麼問題，這個不是我們節目的宗旨。

我們想做的，要麼是一個社會的調查，以一個調查者的眼光看一些事情，要麼就是找一個轉型社會當中的特例，雖然是特例，但是一定代表著普遍的現象。我是覺得，我們不想做什麼監督，或者純粹的因為想曝光而曝光。我們想告訴大家這是我們當今社會存在的典型的事情，或者是典型的現象，它反映了什麼問題，應該怎麼解決，但是其實怎麼解決那也不是我們一個節目所能夠承擔的東西，對於身邊的這些事情，我們願意把它展現出來給大家看，僅僅是呈現就夠了。

我是一個記者，不是主持人

記者：雖然出發點是善意的，但是你們的節目也難免會觸及某些人不願意被揭露的內容，當你在採訪中遭遇阻撓甚至是危險的時候，你害怕嗎？

曾子墨：沒有，我一點都沒有覺得危險。

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