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目中人性化的東西，個性化的東西。

所以我是覺得空間可能是一方面，但更多的也許是不同的視角，也許這是鳳凰的獨特之處。我覺得如果說鳳凰一直以來跟其他電視媒體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那麼就是說鳳凰有時候更人性化，或者是說在一些哪怕是特別理性的思考的節目當中，也能夾雜一些感性的東西，或者是我們有一種特別平等的視角，用平等的對話來討論任何問題。我們沒有輿論監督，也沒有一種自上而下的視角，我們就是媒體，就是採訪者，無論你是官員也好，你是一個身無分文的平民百姓也好，反正我們都是一樣的。

記者：每期節目都親自參與，有時候還要遭遇到很多阻撓，你覺得這種辛苦值得嗎？

曾子墨：我並不覺得自己很苦啊。要說苦的話，我覺得曉楠比我苦多了。其實我們倆出差的狀況比較像，就是說持續的要出差，而且出差常常是到一些很遠的地方去，但是我會有至少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拍的時候，而她好像每期都要去很遠的地方，而且她偏遠的程度比我遠多了。所以我就覺得她真是挺不容易的，堅持了這麼多年。有時候我們會通電話，聊聊比如說從節目的選題到工作的狀態等等，就會很有共同語言。

記者：很多人喜歡把你和曉楠作比較，你們各自的節目選題上也都是比較關注社會現實問題的，你覺得你和她的個性分別在哪裡？

曾子墨：因為曉楠是做《冷暖人生》，所以她是人性化的，而我們可能更偏重理性的東西，我們會講一些故事，或者是說這個事件當中的主人翁，或者是主角有一些人性的東西我們也會展現，但是更多的話我們是想帶給大家一些理性的思考，呈現之後大家思考，我不會替你思考，但是我會偏重理性的問題，理性的東西多一些。

記者：當你來到採訪現場的時候，你覺得你的身份是一個記者，還是一個主持人？

曾子墨：當然是記者，那是毫無疑問的。我是一個調查者，因為我做的是調查類的節目。但我沒有那麼強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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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墨（4）

記者：選擇做《社會能見度》這樣的節目後，可能會比別的人更容易看到社會一些不如意、不公平的方面，您現在是怎樣看待中國社會的？

曾子墨：我覺得現在我會對中國社會有一個更全面的瞭解。以前我可能就覺得中國社會其實就像北京和上海一樣，大家生活得越來越好，不能說無憂無慮，至少豐衣足食等等。後來意識到，中國13億人口，絕大部分不是那樣生活的。有不公平也好，各種事情也好，沒有一個國家，沒有一個社會能夠做到絕對公平，中國至少在向好的方向發展。今天至少這些不公平可以被我們看到，我們可以把它展示出來，在螢幕上給大家看，這在十幾年前，甚至幾年前是完全不可能的。你只要看著它朝著好的方向發展，一步一步朝前走，你就會覺得有希望。

今天不好，或者曾經有過什麼不好的東西，我覺得並不是那麼可怕，如果是說你一直持續了這種狀態，那就很可怕了。可是我現在看到的是，中國比起一兩年前來在進步，就很好了。現在這麼多礦難，隔一個星期就有一個大的礦難，我覺得礦難非常可怕，非常悲哀，但是現在透過媒體告訴大家礦難在發生，國家花了這麼大的力度在解決，你就會覺得是有希望的，讓大家知道本身就是一種進步。所以我們這個節目，《社會能見度》能夠存在，做了一年了，還讓它繼續存在在這個螢幕上，既是來源於我們老闆的寬容和理解，同時更多的是來源於中國社會的寬容、理解和進步，能讓這個節目存在就是一種進步。

至於對我來說，今天會更有心情去感激生活當中擁有的一切，尤其是去了一些地方看了一些人的生活，對比之後更加有感激之情，過去我可能不會這麼感覺，想都不會想。今天我覺得其實人可能是有命的，比如說我當時去了艾滋病村，我就想說，如果你出生在河南的某一個農村裡面，無論後天怎麼努力，無論天資多麼聰明，％其實是根本沒有機會的。也許你在5歲的時候，因為父母賣血感染了艾滋病，你在無形之中也感染了艾滋病，而早期的時候，不像現在，國家花了這麼大力氣，那你的一生也就此註定了。這時候我就覺得自己特別幸運，覺得真的命運之中有一種安排。所以今天當你擁有了這種幸運的時候，首先應該特別感激，其次應該儘可能地在身邊，至少在你的節目走過的地方，看到能幫的人，就儘量幫一把。我覺得上帝並不是能夠救助每一個人，如果你看到了，你在身邊見到的，能做的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