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團缺團長，後來廣播電視部在找幹部的時候，我是其中人選之一；教育電視臺缺臺長，尋找幹部的時候，我也是其中之一。這兩個地方對我來說都可能不是特別合適或者說特別恰當的地方，但是我也沒有反對，於是國家教委有人來找我，廣電部也有人來找我。我在廣院的時候，曾經和廣播藝術總團、CCTV合作過一個節目叫《藝苑風景線》，現在還有呢，那時候第一個主持人就是陳魯豫，這個節目就是我那時候開辦的。後來鳳凰衛視慶祝建臺五週年做了一個比較大型的演出，我們請了廣播藝術總團的民樂團現場演奏鳳凰旋律，廣播藝術團的幾個團長都到了，他們還很親近地稱呼我為“老團長”，因為當時我已經被廣電部任命了，只是沒有去上任。我現在都不好推測，假如當初到了藝術團，我的活兒會練得怎樣。

我認為在鳳凰創立的過程中，有幾個志同道合有抱負的人，因為一個偶然因素走到了一起，％％％這個偶然因素髮生在北京廣播學院

記者：您和劉長樂首次見面是在什麼時候，在哪裡？

王紀言：劉長樂是廣播學院的老畢業生。那是1994年的秋天，廣院剛過了40年校慶，他回廣播學院來看他的老師新聞系主任曹璐教授，並順便到學校校園看看。那時我在廣播學院除了管理日常事務以外，還在做學院跟電視臺及其它組織的合作事宜，廣播學院已經建了很多的演播館，具備了一定的製作能力。我陪同不同的客戶沿著廣播學院一條相同的線路參觀這些設施，向對方宣講學院的軟硬體優勢成為我日常的工作。比如說《我愛我家》這部經典情景喜劇為什麼上面老有我的名字，因為《我愛我家》是在廣院的演播館錄製的，這樣的一種合作對廣院很實惠，學生既可以在這裡當觀眾，又看到了中國第一個情景戲的製作。當時長樂總裁來的時候，我就領著他到學院轉了一圈。他是一個做新聞出身的人，他在部隊裡做新聞，在廣播學院裡讀新聞，後來雖在海外做產業，但他腦子裡血液裡始終活躍著“做傳媒”的念頭。他走了以後給我打了一個電話，他說想在海外辦電視，現在是好時機，希望我也參加，找時間聊聊。就在長樂總裁邀請我和他一起做“這件朦朧的海外事情”的過程中，我那幾個方面的程序還沒停，就是所謂的教育電視臺臺長和廣播藝術總團的團長。不過長樂總裁的召喚更呼應了我渴望挑戰自己的創造慾望及人生追求。我們為什麼都想“辦電視”呢？前面有原因，“電視很重要，重要是電視”，就是這個，不是做報紙，不是做廣播，而是做電視。

王紀言（3）

鳳凰衛視創立的過程中，它有一個重要的歷史點，就是幾個志同道合的有抱負的人，因為一個偶然因素走到了一起，這個偶然因素髮生在北京廣播學院。

我們決定在香港辦電視

王紀言：在海外辦電視，怎樣辦呢？大家都很朦朧，我們想海外辦電視是一個很難的事情，在海外選擇什麼地點，用什麼人，用什麼傳輸方式，我們腦子想象的是很初步的，也是常規的。比如我們從哪兒買裝置、我們買什麼裝置、我們怎麼傳送訊號、我們要多少人、我們怎麼排列節目等等，在醞釀的過程中，我們不斷地遇到困難，電視實在是一個太複雜的系統工程，實在不是幾個人工作的工作坊，實在是一個不好做的事，這不像辦一份報紙，辦一個刊物，電視是跟高科技緊密相關聯的一種產業，是跟高投入緊密相關聯的一種產業。1995年春天，我和長樂、崔強幾個朋友到香港考察，我們就考慮是不是把我們未來的電視媒體建立在香港，因為香港通訊業很發達，香港金融業很發達，香港的位置很好，香港人才也很多，而且香港即將回歸，從香港整個的情況來看是一個很好的選擇點，比選擇澳門和新加坡都要好許多，最終我們就把創辦電視媒體的地點定在香港。當然，在香港辦電視的困難也接踵而至。

與新聞集團相遇

記者：地點定下了，以後的工作進行得順利嗎？

王紀言：在海外做電視很複雜，很難自己包打天下，你把所有人都找到，你把所有的裝置都找到，從一張白紙到高樓大廈都包下來，這是一個很難做的事情，或者是需要時間、需要準備，或者是一個遙遙無期的紙上談兵，這就要求我們在香港籌辦電視臺首先要找到海外特有的辦事情的方式。後來一個最基本的點遇到的實際困難啟發了我們：我們準備租一個衛星，我們發現香港衛星播出的平臺，或者亞洲區最好的衛星平臺，轉發器的數量是有限的，這些轉發器大部分被中國政府租用，另一部分就被剛剛在亞洲立腳的美國新聞集團租用，這個衛星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