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那時候的招生是定向的，我來自內蒙古屬定向招生，特別是內蒙古屬於少數民族地區、邊疆地區，學校向中央電視臺也推薦了我，他們也願意要，但是分配的人事部門不同意，就說我這樣的學生，應該回到邊疆去，回到少數民族地區去，但有一個例外，就是留下當老師。這樣我就被留在學校了。

在傳媒業教學的人，首先應該是一個傳播業的精通者。這是廣院的傳統

王紀言：籌辦鳳凰衛視的時候，和長樂總裁一起用了較長的時間，跟國際上很專業的新聞集團的主管們進行研究、探討，並規劃未來的合作模式，當時新聞集團總裁叫戴格里，他就向老闆詢問：“誰是辦電視的？”老闆就跟他說：“是這位王紀言先生，他是大學教授。”戴格里是默多克的小同鄉，從在家鄉辦小報開始，當過報童、印刷工，他的新聞才能是從層層實踐中鍛煉出來的。後來他退休離開了新聞集團總裁的位置，在送別他的酒會上，戴格里對我說：“我現在可以告訴你，我實際上是最看不上在傳媒界工作的教授，特別是聘用教授管理傳媒業。”他認為教授是不能做電視的，教授可以做學問，不能做電視，所以他在一開始的時候，當長樂總裁向他介紹我是一個教授的時候，他心裡就打鼓，他認為事情可能要糟糕。這是可以理解的，一些在學業方面有專攻的教授們是不操作像傳媒業這樣事務的。不過當年準備當電視學老師的我，卻經過了較多兼具專業和實務相結合的系統鍛鍊，這是廣播學院形成的一種傳統，就是在電視上從事教學的和在傳媒業進行教學的人，首先應該是一個傳播業者，是一個傳媒業的精通者。

王紀言（2）

我當時留在學校裡，沒有立即投入教學，而是參加了一些電視實踐，比如中日首次合拍的《絲綢之路》，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第一個最大規模的國際合作。後來若干年間，從拍新聞到拍紀錄片，到做特別節目，我在教師的崗位上始終沒有離開一線實踐，在精力體力最棒的時候，在電視前沿“過了把癮，練了把活，認了把人”，好處頗多。就說認人這一條，在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當初參加中日合拍電視實踐的一批人，後來成為電視大發展過程中一些關鍵人物、一些著名的傳媒人，或者傳媒業者，這樣我就和第一線的資深傳媒業者建立了較密切的關係，對教學很有幫助。廣院“教學相長”的傳統一直延續到現在，使得學界和業界的優勢我們都能兼而有之，並能互相補充，這對我的電視生涯起了相當重要的更新和提升作用。

我當老師培養出來的一批人，他們都成了今天中國電視界叱吒風雲的人物

記者：您在廣院任教有多長時間？

王紀言：1976年到1995年。回首這段歲月，我很自豪，因為我20年的教學生涯和中國改革開放後第一代電視人的成長保持了同步。這個時間是從80年代到90年代中後期的很長一段時間，我趕上了中國電視發展最蓬勃的一段時期，我當老師培養出來的一批人，他們都成了今天中國電視界叱吒風雲的人物，時代催生了人才。在上個世紀後二十年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是“電視成為強勢媒體”，中國人對電視的情感和對電視的熱情，在世界上沒有其它國家可以比擬。當時我擔任廣播電視部藝術委員會委員，一次藝術委會的主任到上面開會，回來以後他向我們傳達會議精神，就說了十個字，前五個是“電視很重要”，後五個是“重要是電視”，他說整個會議全部話題都在電視上，當時“電視”成為強勢媒體的最大特徵就是它的非凡影響力，電視關注改革開放中的現象和話題，可以很快變成街談巷議，引導著人們去解放思想，“電視很重要，重要是電視”十個字很有代表性。

在做完廣院40年校慶的時候，我想，是不是還應該做點什麼？

王紀言：北京廣播學院是1954年成立的，到1994年是40年，1994年9月份我做完了40年校慶大典。如果從1974年進入廣播學院算起我在那裡有20年了。那時候我已經擔任了好幾年的教授，當過十年的系主任，也當過六年的副院長。所以我的腦子裡總是想應該改變一下自己，想做一個富有挑戰性的新事情。當然在學校我挺喜歡老師這個工作，特別是從事傳媒教育很容易令人滿足，因為可以跟學生取得的社會成就緊密相聯，所以在廣播學院的時候，你就會發現跟第一線很緊密，跟別的學校不一樣，有很大的滿足感。

但是我想的是，在做完了40週年校慶的時候，是不是應該改變點什麼，有沒有新的事可做？當時已經有了一些新情況出現，就是中國廣播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