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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新詩的討論時期，漸漸的過去了……新詩的作者也漸漸的加多了。有幾位少年詩人的創作，大膽的解放，充滿者新鮮的意味，使我一頭高興，一頭又很慚愧。我現在回頭看我這五年來的詩，很像一個纏過腳後來放大了的婦人回頭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腳鞋樣，雖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樣上總還帶著纏腳時代的血腥氣。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衝鋒臨陣的除《新青年》外，還有一支生力軍，那就是北大學生運動領袖傅斯年、羅家倫的《新潮》雜誌。傅斯年是“五四”天安門###遊行的總指揮、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的主角，羅家倫是《北京學界全體宣言》的執筆者，提出“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著名口號。他們的周圍聚集了一群時代精英：康白情、徐彥之、江敬熙、顧頡剛、江紹原、王星拱、俞平伯。周作人、孫伏園、葉紹鈞也加入《新潮》同人隊伍。胡適被聘為《新潮》的顧問、指導。協助這本更為大膽潑辣的刊物，同時他的“不幹政”信條也被《新潮》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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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子年輪”中最年輕一隻（3）

無疑，胡適被學生們奉為“五四”精神領袖，但是1919年5月4日，胡適不在北京，而在上海迎伴來華講學的恩師杜威。5月4日，他在蔣夢麟家從來訪的記者那裡獲知了北京學生“五四”大###、大遊行的訊息。5月7日，他在上海參加國民大遊行，從西門走到大東門，走得大汗淋漓，把內外衣都浸溼了。就在這天，他與蔣夢麟去拜謁孫中山先生。護法不成，被南北軍閥夾擊而避居上海的孫先生正在撰著《建國方略》，就向他倆談了自己“行易知難”的哲理。

5月底他回到北京後，忙於為杜威演講做翻譯。6月12日，他與陳獨秀、高一涵兩位安徽老鄉在城南新世界遊樂場喝茶時，陳獨秀趁機在茶室散發傳單，（傳單中六條的英譯，是胡適應陳獨秀要求做的），胡高離去後，陳又發傳單，遭拘捕。此後，《每週評論》由李大釗、胡適編輯。胡適在這本刊物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李大釗著文，批評胡適。胡適接續“二論”、“三論”、“四論”反批評，因此挑起“問題與主義”論戰。五四新文化陣線分野就此產生。用現今學者的話來說，胡適“以倡導白話文和文學改良而聲譽鵲起”，但“由於他挑起“問題與主義”的爭論，公開###，聲譽一落千丈”（王子野）。

世紀老翁、國學大師梁漱溟比胡適小一歲，相差兩個月時間到北大任教，是同時代的學人。梁氏在1987年（95歲）時談話說，“胡適先生功勞很大，提倡語文體，促進新文化運動，這是他的功勞。”“他最早開始用白話文寫文章，提出《文學改良芻議》八項主張，提倡用語文體，這是開放性的。從前一講學問，寫文章，都用文言文，他打破了這一點，這是他的功勞。當時很多人表示反對，其中有兩個知名人物，一個是林琴南，再一個是章士釗。但不久，使用白話文的人還是越來越多了。”梁氏同時也指出，“胡適為人有個弱點，就是怕共產黨”。

胡適在北京揮舞新文化運動“德先生”、“賽先生”兩大纛的同時在鐘鼓寺衚衕也建立了一個完整的家。1919年3月16日，胡適的第一個兒子呱呱墜地，給胡適夫婦的無愛婚姻帶來了天然的紐帶，他們興奮喜悅的同時，立刻聯想到了已故老太太盼望抱孫子未遂（只差了4個月）之深情，於是胡適給這個兒子取名祖望，又名思祖（後行名祖望）。胡適給兒輩取名，與他三位胞兄、諸宗兄弟截然不同，徹底捨棄宗族輩次排名傳統，再一次體現他的反封建精神。胡適猶硝煙中鑽出來的勇士，鬥情未酣，把反封建禮教的精神甚至滲透到他的家庭細胞中去了——看，他在長子祖望身上做文章了：“將來你長大時，/　莫忘了我怎樣教訓兒子：/　我要你做一個堂堂的人，/　不要你做我的孝順兒子。”這首題名為《我的兒子》的白話詩，發表在1919年8月3日出刊的《每週評論》第33號，曾一度收入《嘗試集》（四版時刪除）。胡適是名人，如此“非孝”的詩公諸於世，自然引來了非議。一個叫汪長祿的人致信胡適，責問他為何“一定要把‘孝’字驅逐出境”！胡適把這封信，連同自己的回信《再論〈我的兒子〉》一起發表在越二期的《每週評論》（第35期）上。答覆目的，藉此廓清“天下無不是的父母”是非，抨擊這種腐朽不堪的封建倫理觀念。

我的意思以為“一個堂堂的人”決不致於做打爹罵孃的事，決不致於對他父母毫無感情。

但我不贊成把“兒子孝順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