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相見，成了最要好得朋友。他天才很高，也肯用功，讀書比我多，家中也頗有藏書。他看過的小說，常借給我看。我借到的小說，也常借給他看。我們兩人各有一個小手摺，把看過得小說都記在上面，時時交換比較，看誰看的書多（按，如上述之外還有《琵琶記》、《夜雨秋燈錄》、《夜譚隨錄》、《蘭苕館外史》、《寄園寄所寄》、《虞初新志》等傳記、筆記小說及《薛仁貴徵東》、《薛丁山徵西》、《五虎平西》、《粉妝樓》一類無意義小說）。這兩個摺子後來都不見了，但我記得離開家鄉時，我的摺子上好像已有三十多部小說了”（胡適《四十自述？（一）九年的家鄉教育》）。

這些小說，都是用當時白話敘述的，胡適讀它，無疑是潛移默化，影響是十分深遠的。這位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白話文鼻祖後來說：“我在不知不覺之中得到不少的白話散文的訓練，在十幾年後於我很有用處。”

封建迷信風氣像山嵐一樣不可驅趕地瀰漫在皖南崇山峻嶺的每一個村落裡。胡適幼年時，母親為保他健康長命（他身體先天不足），常讓伯孃帶去燒香拜佛；還把他許在觀音菩薩座下做弟子，取了一個佛名（胡適只記得上一個字“觀”，下一個字忘了）；去外婆家時，路上有廟亭，動輒膜拜；眼翳病好了後，隨母親到古塘去燒香還願……他太小了，都是無意識的、被迫的。但有一件事是出於他心願的：他做了一個孔夫子神龕，有內堂，有神位、祭桌、燭臺……仿照家塾和大姐家的樣，工藝做很認真、精細。母親對此很高興，提供一張小桌子、一個銅香爐。每逢初一、月半，提醒兒子焚香敬禮。這一中國幾千年流傳下來對學界至聖祖師爺的敬崇禮拜，和民間對鬼神的盲目迷信膜拜，有著本質的區別。不是嗎，胡適家大門上，貼著他父親遺墨條幅：“僧道無緣”，已由大紅色褪到粉紅，又漸漸變成淡白色。

胡鐵花應該是不盲從神鬼迷信的。他在協助吳大　鄭州治黃患辦河工時，曾嘲笑治河官吏祠祭膜拜水蛇蝦蟆之類“河神”。他雖然未曾受過近代自然科學的洗禮，但他篤信程朱理學，因襲古代自然主義宇宙觀。“天地氳氤，百物化生”。他在給兒子編撰的《原學》，開門見山就這樣說。父親去世的太早，不能直接授予他的無神論教育，但胡適說：“他留給我的，大概有兩方面：一方面是遺傳，因為我是‘我父親的兒子’。一方面是他留下了一點程朱理學的遺風；我小時候跟著四叔念朱子的《小學》，就是理學的遺風；四叔家和我家的大門上都貼著‘僧道無緣’的條子，也就是理學家庭的一個招牌（胡適《四十自述？（二）從拜神到無神》）。

父親閃光般的影響固然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方面，不過使胡適從上莊拜神陰影中走出，鶴立雞群地自覺進入無神境界，主要是靠了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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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莊，“司馬光、範縝得了我心”（3）

首先，他從朱子的《小學》中，讀到史學家司馬光家訓中有關評論地獄的一段話，“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舂磨，亦無所施”。精神震動了！胡適對朱子《小學》是能全書背誦的，但總是不甚瞭解，然而就是這句話，一下子使他聯想起他曾讀過的《木蓮救母》、《玉曆鈔傳》等卷子中所描寫的地獄裡“上刀山、下油鍋、拋奈何河（喂餓狗毒蛇）”的慘狀，人死後已然“形既朽滅，神亦飄散”，你隨便怎麼折磨我，“亦無所施”啦。自此，胡適對世俗迷信“死後受審判”的觀念，就開始懷疑起來了。

胡適11歲時，他的二哥紹之從上海回來，給他帶來了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司馬光已經對他有過啟示，司馬光的名字無疑是閃光的。於是胡適便撇開了塾師要他讀而又不感興趣的《綱鑑易知錄》、《御批通鑑輯覽》（這時他已能句讀古文），捧讀“通鑑”。他很喜歡這部歷史書，讀得很認真，當他翻閱到第136卷時，論述5世紀時哲學家範縝與梁朝群官當眾辯論“神滅論”時，眼睛發亮了。

縝著《神滅論》，以為“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忘而神在哉”？此論出，朝野喧譁，難之，終不能屈。

範縝用淺顯的刀子與刀口鋒利的比喻，說明形與神相互依賴的關係。沒有刀子就沒有刀口的鋒利，沒有形體豈能有神魂嗎？胡適驚歎道：“司馬光引了這三十五個字的《神滅論》，居然把我腦子裡的無數鬼神都趕跑了。從此以後，我不覺的成了一個無鬼無神的人。”

同在第136卷內，還記述了範縝與竟陵王蕭子良辯論因果輪迴說。範縝用“偶然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