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入黨介紹人是我們戲劇系同學牟決鳴和孫玲。後來牟決鳴嫁了何其芳，孫玲不知道哪兒去了。那時牟決鳴代表組織跟我談話，瞭解我家裡情況等等，覺得我單純，是學生，沒問題，就秘密發展我了。那時候，雖然是在延安，單位里黨組織的活動也是秘密的。支部和支部之間，小組和小組之間，都不能直接聯絡。黨員身份都不公開，我們只知道自己黨小組的黨員。支部大會安排在晚上，在大窯洞裡開，不點燈，黑燈瞎火的，誰也看不見誰。小組通知開會的時候，要趁左右無人的機會，悄悄說。然後分散著，陸續地，溜進後山，找到山灣裡的秘密開會地點，就跟地下黨似的。每開會，都坐在土地上，靠在土崖邊，弄一身土。回到窯裡，有的同學看見了，就幫我拍打，說：“看你蹭的這一身土！”其實，人家那是知道你開黨員會去了。沒入黨的同學要是看見你往後溝溜，就知道你是黨員了。

我入黨後沒多久，一天，音樂系主任冼星海來到我們女生窯洞，動員我們參加排練《黃河大合唱》。那是冼星海同志在魯藝創作的音樂作品。他組織魯藝的演唱隊伍時，音樂系的人不夠，他就動員各個系的人都參加。一開始大家都躲著，好多人覺得自己不是音樂系的，不是唱歌的材料兒，去了跟濫竽充數似的，就不想去。冼星海就自己一人，一個同學一個同學地挨個動員。他找到我們時，我們都往人背後躲。冼星海對我們說：“我知道你們會唱歌，都唱得挺好的。”我說我唱不好，他說：“沒關係，大家一起唱，需要陣勢強大。”他告訴我們，這個合唱能鼓舞民族抗日鬥志。看他把好多人都動員去了，我也就去了。我們戲劇系的同學都被他動員去了。

那時，我母親去世不久，我戴著黑紗參加了《黃河大合唱》排練。現在一些有關延安精神的展覽上，有一張當時留下來的冼星海指揮排練《黃河大合唱》的照片，就是在魯藝那裡山腳下我們排練時照的。那裡面，前排靠中間一個胳膊上戴著黑紗的女孩子，就是我。《黃河大合唱》裡的那些歌，大家都很喜歡，那些進行曲節奏，也使我們情緒激動，所以排練得很順利。後來音樂系的同學多了，我們只演出了一兩次，就不參加了。1940年，冼星海老師就離開學校，去蘇聯了。

到2002年，魯藝校友會開會時，我和冼星海的女兒冼妮娜聯絡上了。說起來她小時候，我還抱過她呢，可現在她已經是有兒有女七十來歲的老人了，時間過得真快。她還管我叫“任均阿姨”，現在住在杭州，時有書信與我，也常有電話往來。

上趟廁所回窯洞，炕上就擠不進去了（1）

我們魯藝當時在延安北門外，周圍都是墳地，沒什麼人煙。起初，我們幾個女生住在個黃土牆壁、泥草蓋頂的舊平房裡，門壞了，關不上。夜裡聽見門外狼叫，就找根木棍把門頂住，心裡踏實點兒。後來，學院把女生全都搬到半山腰的窯洞裡，各個系的女生混著住，我們那窯洞裡，文學系的、音樂系的、美術系的、戲劇系的都有，一個炕上睡。那窯洞沒多大，十來個人一個炕，都得側著身子睡，人挨人。夜裡誰上趟廁所回來，就很難鑽進被窩去了。王實味的夫人博平那時讀音樂系，也擠在這張炕上。她看見我有一本《拜耳鋼琴練習曲》，特別喜歡，就跟我借去看。抗戰前我在北京時，到京華美術學院向鋼琴家老志誠學過鋼琴，時間不長。我喜歡那本初學譜子，就走到哪兒都隨身帶著，到延安也帶去了。延安那時候書很少，有這麼本譜子，很珍貴，尤其在她們音樂系同學眼裡。後來可能是又傳借別人了，那譜子不知哪兒去了。那段時間就那樣擠著住。雖然艱苦，跟在家裡的條件天上地下，但是年輕人在一起，說說笑笑，嘻嘻哈哈，很熱鬧，我只感到新鮮和愉快，特別愉快。後來，挖的窯洞多了，各系分開住了，我們才寬敞了些。

住在半山上，平時上下坡還行，就怕雨雪。一次出去開會，回來趕上下大雨，我怎麼也上不去坡了。好容易爬上去幾步，一下沒扒住泥土，又滑下坡，反反覆覆上不去。最後還是別人救援，我才爬上去。回到窯洞裡，已是一身泥巴。後來，魯藝搬到喬兒溝去了，條件才算是有了很大改善，進出門不用爬坡了。喬兒溝有個廢棄的天主教堂，後邊有幾排石窯，我們女生就住在一孔靠崖根的石窯洞裡。2002年我和一達回延安時，還遠遠地看到了我們女生宿舍那排石窯洞。那個教堂，當年是我們特別好的排練廳，現在還在，成為魯藝舊址的代表建築。

1940年到魯藝平劇團後，我們又住小平房，房子四面牆都是土的，房頂是鋪上草再糊上泥。房間與房間的隔牆都只有半截，上邊是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