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屋說話，那屋可以回答。有時雨下得大點兒，房頂就漏。大下大漏，小下小漏，不下還漏。一次雨下個不停，水滴到床上，我就挪床。床是兩個板凳搭塊板，好挪。可是，從這兒挪到那兒，從那兒挪到這兒，怎麼挪都躲不開漏水，我被褥全溼了。終於，又受潮又受涼，搞得我發了瘧疾，打擺子了。開始我冷得不行，渾身打顫，然後高燒，把我燒昏了。我不知道是誰，把我給背到了半山上的醫務室。等我第二天能睜眼時，看見自己孤零零地躺在一個破窯洞裡。

那時候魯藝有個衛生員，他每天來給我送兩片藥，端點兒水。我對那個衛生員印象很深，因為他邋里邋遢，髒了吧唧，太不像一個搞醫的人了。他到延安參加革命，說原來是搞醫的，就被分配當了衛生員。醫務室那個窯洞在半山上，就我一個人昏睡在那兒，晚上有沒有人給我關門，我也不知道。我只記得有人給我送過一次大餅，卻不知道是誰給買的——我們食堂沒大餅，然後就是每天吃藥的那點兒水了。當時都不懂生病應該多喝水，衛生員也不懂。打擺子這種病，是隔一天打一次，一天昏睡，一天發作，吃了一星期藥都沒管用。終於，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