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是這個主張。我們以為即在今日，這主張還是有它的中心地位，假使它完全沒有地位，而非要靠舞蹈一類的安全閥的方法不可，那座高壓力的鍋爐還是要爆炸的，事實上零星爆炸的慘禍也正天天發生著。［23］

人慾：早期儒家所持開明態度（9）

一片婆心，令人深思。與此形成對照，有的人卻以今例古，將前引桓譚與王充所述及時婚姻有利於健康長壽的觀點（王充本人並不完全同意他所述的這一觀點），解釋成“漢代人憑其直觀體驗，已經懂得早婚對於人的體質的不良影響”［24］。擁護現行政策是一回事，理解古籍是另一回事；曲解古籍，無論有意還是無意，總宜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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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嗣：一個堂皇正大的理由

Ⅲ。子嗣：一個堂皇正大的理由

前文已經談到舜不告父母而娶帝堯二女的故事，但只討論了孟子為舜此舉所找的第一條理由。孟子還舉出第二條理由如下：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在大講禮教的宋儒看來，誰要想實行戀愛婚姻自主，“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何等嚴重？然而即便如此，堯舜二聖此舉仍屬有理，按朱熹在《四書章句集註》中的說法：“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為了子嗣，為了不至無後，“禮”可以從權變通；一涉及子嗣問題，似乎道學家也變得好商量了。

儒家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在他們的“道統”序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中排列第三的大聖人禹，也有著為了子嗣而越禮的傳說。相傳他三十猶未娶，後來在途中遇見塗山氏之女，“通之於臺桑”，結成夫婦（見《吳越春秋·越王無餘外傳》）。這想來根本沒有什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親迎之禮，以至於被認為是“淫湎”之人。但屈原在《天問》中詠及此事時，說“閔妃匹合，厥身是繼”，還是為了子嗣。

子嗣是一個極其堂皇正大的理由。它可以成為帝王多妻的理論依據（《白虎通·嫁娶》：“天子諸侯一娶九女者何？重國廣繼嗣也。”），也經常成為平民納妾的口實。正妻若未能為夫家生下子嗣（當然必須是男孩），她幾乎就沒有任何理由反對丈夫納妾；若無子而還反對丈夫納妾，那就是“悍妒”。古代中國的男人，從帝王到平民，幾乎無不汲汲以子嗣為念。哪怕已經看破紅塵，敝屣世事，要出家修道了，臨行之前，也要先將子嗣問題解決好，才能放心前去；不少舊小說中都有這種情節。而在那些書生與仙女的戀愛故事中，即使緣分已盡，仙凡路隔，女方也常會為書生送來麟兒或一雙兒女，作為那一段緣分的結局。這些小說情節當然是社會上普遍流行的觀念與心理的反映。重子嗣的觀念在中國的文史古籍中是如此隨處可見，似乎已經無需專門舉例。不過在這裡我還是樂意挑選一個比較有趣的真實事例以見一斑——即使是大名鼎鼎、高風亮節的著名學者顧炎武，在子嗣問題上也未能免俗。下面是顧炎武本人對此事的自述，見《亭林文集》卷六“規友人納妾書”：

炎武年五十九，未有繼嗣，在太原遇傅青主，浼之診脈，雲尚可得子，勸令置妾，遂於靜樂買之。不一二年而眾疾交侵，始思董子之言［25］，而瞿然自悔。立侄議定，即出而嫁之。……

因為未有子嗣，顧炎武聽信名醫傅山之言，以五十九歲的高齡納妾求子，結果過多的性生活使他的健康狀況在一二年間迅速下降，幸好他懸崖勒馬，將妾嫁人，了結了這段求子鬧劇。不應忘記，需要顧炎武獻身的事很多，有奔走南北的反清復明大業，有嘔心瀝血的學術研究著述，然而即便如此，子嗣問題在他心目中仍是念茲在茲的大事；納妾求子失敗後，最終仍要議定立侄為嗣，才算心安。

子嗣問題何以如此備受重視？　最根本的一點在於：這絕非現代人所容易想到的諸如個人財產繼承之類的原因（這類原因在古代中國人心中不居很高層次），而是對於家族的神聖義務——每個男子都有義務使本族瓜瓞綿綿，枝繁葉茂；若是“一脈單傳”，那義務更重，萬一無後，祖宗之鬼就要不得“血食”，無人祭祀了。所以“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其罪之大，在於對不起祖宗，在於未盡到家族的神聖義務。

古代中國人極重視祭祖，以致在有些西方研究者看來簡直類似於一種宗教。崇拜祖先，與重子嗣，尚多子，本是同一基本觀念的兩面。沿時間軸向兩端看去，祖先所重視的後嗣，又成為後代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