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架上還有抽屜、小櫃之類，可放雜物（當然很可能是與性生活有關之物）。但是大床所形成的室中有室之局，絲毫不會增加私密性，相反還會減少它——因為丫環、僕人、親友等很容易進入寢室而來到床邊，而帳幔、屏風之類既不隔音也不能完全阻斷目光。

人慾：早期儒家所持開明態度（8）

古代中國人寢室的種種特徵，遠不是房屋構造或傢俱佈置的技術問題，而是與古代中國有關的傳統觀念深刻聯絡在一起的。因為中國人自古就認為“男女居室”是“人之大倫”，而男女之間的“大欲”就和食慾一樣是完全無可非議的。所以性交這件事，從哲學上說是值得謳歌讚美的，從倫理上說則沒有任何羞慚可恥之處（至少合法的性交是如此）。這與西方人長期將性交視為羞恥，必嚴加私密而後已，有很大的不同。而現代中國人不知不覺，“與時俱進”，對祖先千百年的傳統觀念反而不易理解、不易感受了。

（三）及時婚姻

早期儒家重視飲食男女人之大欲的滿足，還有一個重要主張是“及時婚姻”。把怨女曠夫的存在視為下違人性、上幹天和的不合理之事，那麼解救之道自然就是讓人們及時獲得婚配。《白虎通·爵》所說最為明確：

庶人稱匹夫者，偶也。與其妻為偶，陰陽相成之義也。一夫一婦成一室，明君人者不當使男女有過時無匹偶也。

統治者有義務讓人民群眾獲得及時婚姻。

中國人雖然極看重子嗣（下一節就要專談此事），但是主張及時婚姻所著眼的，主要還是性慾的滿足。因性慾是人的本性之一，讓人滿足性慾也即“遂其性”，這是“情性之大”、“人倫之始”（《白虎通·嫁娶》）。這種觀念在古人看來不啻天經地義，而且東西方皆然。在基督教教義中，也認為獨身禁慾固然很好，但為滿足性慾而締結婚姻，仍是無可非議，如《新約·哥林多前書》第七章有云：

妻子沒有權柄主張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沒有權柄主張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虧負——除非兩廂情願暫時分房為要專心禱告方可——以後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著你們情不自禁，引誘你們。

我對著沒有嫁娶的和寡婦說：若他們常像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與其慾火攻心，倒不如嫁娶為妙。

支援及時婚姻的另一個理由，當代中國已經感到很陌生了。這理由是：古人相信結婚太遲會有害健康，傷身促壽。比如桓譚《新論·祛蔽》雲：

夫古昔平和之世，人民蒙美盛而生，皆堅強老壽，鹹百年左右乃死。……後世遭哀薄惡氣，娶嫁又不時，勤苦過度，是以身生子皆俱傷，而筋骨血氣不充強，故多短折，中年夭卒。

王充《論衡·齊世》中記載當時人的見解：

上世和氣純渥，婚姻以時，人民稟善氣而生，生又不傷，骨節堅定，故長大老壽，狀貌美好。

都將婚姻是否及時作為人是否健康長壽的條件。但婚姻究竟何時締結才算“及時”，情況比較複雜。《禮記·內則》中有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嫁”之說，但因與實際情況不符，引起後儒爭議；一種理解是男子至三十、女子至二十始能嫁娶，一種理解則是男、女至遲到三十、二十，必須嫁娶。歷代官方詔令及一些私家禮制中也對男女成婚年齡作出規定，大致男子在十五至三十之間，女子在十三至二十之間。但是經典、詔令、禮制等都是文字而已，實際生活中的情形，古代中國人男女婚嫁的年齡，大致在十六至二十歲之間［20］，這一年齡段也可以視為古人“及時婚姻”的具體標準。

古人早婚（其實只是今人“是今非古”才視為“早”），今人多加否定。但是我們又不能不認識到，現代都市男女之遲婚，其實出於無奈，是為現代文明付出的代價之一。靄理士論現代女性這一困境時說：“在自然、藝術、習俗、道德與宗教的協力的影響之下，等到她經由婚姻而到達丈夫的手裡的時候，她往往已經是一個將近徐娘半老的人，已經不大適宜於性交接的行為”［21］。他認為性心理或生理方面的障礙，許多即由於女性之遲婚而起，因此丈夫必須格外溫存並且通曉###［22］。潘光旦論及古代及時婚姻之主張時，也不忘記對現代生活的關心：

中國在這方面是有一派比較合情理的哲學的，禁慾與縱慾之間，我們也有一個折中的主張，叫做“及時的婚姻”。《詩經》所稱“周南召南之化”，整個講“好色而不淫”的《國風》，“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的社會政策，所再三諷詠講述的無